四十多年来，吴一龙教授团队把中国肺癌研究从旁听席带上世界舞台，相关成果写进15个国家和地区的27部指南。

　　凭借一系列杰出贡献，吴一龙教授获得第七届“泰山奖”临床医学研究奖。

　　撰文 | 文慧

　　接到“泰山奖”获奖通知时，广东省人民医院首席专家吴一龙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不是骗子？

　　在他的经验里，评奖总要本人张罗：填一大堆表格，找一些推荐人，再把成果拼凑起来报上去。也正因如此，多年以前，吴一龙就给自己立下规矩——不参加所有需要自己来搞材料的各种奖项。

　　“我们做我们的事情，不在意有奖没奖。”可这一次，他一张表都没填过，就被告知获奖了。等弄明白原委，他才回过味来：泰山奖看的是一个人过去对整个事业的贡献，看他有没有真正改变外界对疾病、对治疗的理解。

　　“确实还是有一些人在做实事，在尽自己的微小之力慢慢改变这个世界。”吴一龙教授写道。

　　2026年8月9日，上海，由“医学界”发起的第七届价值医疗泰山奖正式揭晓。70岁的吴一龙获得临床医学研究奖。这位广东省人民医院终身主任、中国胸部肿瘤研究协作组（CTONG）主席，被同行和患者叫作“中国靶向治疗之父”“医侠”。

　　四十多年里，他发表的SCI论文累计影响因子超过1000分，被国际顶级期刊引用逾9万次，牵头的研究成果写进了15个国家和地区的27部肺癌诊疗指南。

　　更具里程碑意义的是，在肺癌精准治疗的无人区，他踏出了第一条路。

　　去没人愿意去的肿瘤科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山医学院的学生宿舍和附属肿瘤医院只隔着一条走廊。还是医学生的吴一龙，常在晚自习后听见对面楼里传来家属的哭声。

　　那时的肿瘤治疗只有手术、放疗、化疗“三板斧”，一旦无效，医生大多只能眼睁睁看着。这种无能为力，他后来说，或许正是自己的用武之地。

　　吴一龙1956年出生于广东汕头。上世纪70年代初下乡插队，做了6年知青，其间被抽去当小学代课老师，语文、算术、英语都教过。

　　1977年恢复高考，他没怎么犹豫，“当时只想着有书读，上什么学校都行”。填志愿时，他在华南师范学院和中山医学院之间选了后者。

　　那个年代，教师和医生是不管世道怎么变都“饿不着”的职业。但因家庭出身被归为“可教育好的子女”，他能否高考一度悬而未决，直到考前一个月政策明确，才走进考场，如愿被第一志愿录取。

　　大学几年，吴一龙不是只啃教科书的学生。他在黑板报上写散文，创办《中国医学生》杂志，采访各地医学专家，还和几个同学凭一腔热情梳理了一部医学史。

　　1982年毕业时，医学界流传“金眼科，银外科”，肿瘤科又苦又累、天天和死亡打交道，很少有人愿去。吴一龙偏偏选了这条冷门路，进中山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今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胸腹肿瘤科当医生。

　　那段日子，他记得自己一天最多抱过6具遗体。

　　他也记得跟著名肝胆外科专家、肿瘤医院元勋李国材做手术。患者肝脏刚打开就大出血，李国材徒手按压止血，累了换他接手，两人轮流按了整整十个小时。那一次，他真切感到生命有多脆弱。

　　1988年，吴一龙到德国西柏林肺科医院进修肺癌手术。一次病例讨论，他注意到办公室里坐着两位白发老人，医生们恭恭敬敬地逐一汇报病情和方案利弊。

　　他起初以为是资深教授督导，后来才知道，那是当天要讨论方案的病人，并且由病人自己来选治疗方式。这一幕让他触动很深。

　　回国后，他的临床和科研都多了一个视角：以患者为中心。

　　吴一龙在手术中

　　成为“中国靶向治疗之父”

　　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晚期肺癌患者的中位生存期只有10个月。打破僵局的是靶向治疗，而把它引入中国的第一人，正是吴一龙。

　　2000年，44岁的吴一龙赴美参加国际肺癌大会，在飞机上偶遇一位负责肺癌新药研制的科学家，聊到一种能钻进细胞内部、阻断EGFR突变的新药吉非替尼（易瑞沙）。他隐约觉得，这也许是个新方向。

　　第二年，广东一位肺癌患者病重，家属找他求救。他想到这款新药，可当时的临床试验并未纳入中国。他给药企总部写申请邮件，起初石沉大海；转而去翻法规，发现海关为救命药留了个人申请的口子，最终帮这位病人成了中国第一例使用该靶向药的患者。

　　这件事当时并未换来掌声。

　　为引进药物，他组织了一场小范围讨论会，约三分之二的老专家都说他这是在用“假药”（未在中国批准上市的药）治病。压力之下，他选择只干不说。两年后，这位患者因突发脑血管病去世，并非死于肺癌。

　　2004年，国际学界确认EGFR突变是肺癌的重要驱动因素。吴一龙随即牵头国内第一次大规模基因检测，发现中国人群EGFR突变比例远高于欧美，约占非小细胞肺癌的30%，西方人群不到10%。

　　这个结论一度敏感——提出药物对不同人种疗效不同，很容易被扣上“种族歧视”的帽子。“当时没人敢说这句话。”吴一龙说。

　　2005年，一项西方研究称，服易瑞沙与服安慰剂的患者生存期没有差异。FDA随即收紧适应证，药企也主动撤回易瑞沙在欧洲的上市申请。吴一龙对此并不认同，因为他手里已攒下一百多例服药有效的中国病人。

　　2006年，他与香港中文大学莫树锦，联合日本、泰国等地的7位临床科学家，发起“易瑞沙泛亚洲研究计划”。当时基因检测方法尚无定论，团队干脆用“不吸烟”和“病理为腺癌”两个临床特征筛人，而这恰恰是EGFR突变最集中的人群。

　　2009年，这项后来被称作IPASS的研究登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携EGFR突变者服易瑞沙，无进展生存期延长至9.5个月，明显优于化疗；没有突变的，效果反不如化疗；长期随访显示中位总生存期达22个月，有效率超过70%。

　　它在亚洲人群中证实了靶向治疗相较传统化疗的优势，推翻了欧美学界此前的悲观论断，也立下一条延续至今的原则：先做基因检测，再定治疗方案。

　　十多年间，吴一龙团队围绕靶向治疗的多项研究写进了美、欧、日等多国指南，他也因此被称为“中国靶向治疗之父”。至今，他共推动了14个肺癌靶向药在中国获批。

　　“保持不满”，领跑全球

　　2015年，第16届世界肺癌大会把当年的“杰出科学奖”颁给吴一龙。这是国际肺癌研究协会（IASLC）设奖以来第一次授予华人学者，颁奖词称他“代表着肺癌研究历史上的中国贡献”。

　　“保持不满”，是他给自己的注脚：不满足于“三板斧”式的粗放治疗，也不满足于总跟在别人后面做重复研究。这股近乎执拗的劲，推着他在一个个空白里往前走。

　　2011年启动的ADJUVANT研究，第一次把EGFR靶向药从晚期前移到术后辅助阶段；

　　2015年，他牵头PD-1抑制剂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CheckMate-078三期研究，被视为中国肿瘤免疫治疗的开端；

　　2020年，ADAURA研究证实第三代靶向药奥希替尼用于术后辅助，能让EGFR突变型患者的术后死亡风险降低51%；

　　2024年，ALINA研究登上NEJM——这是团队第五次登顶该刊——证实阿来替尼可替代化疗，把ALK阳性患者的术后复发风险降低76%；

　　2026年，LIBRETTO-432再上NEJM，成为团队第七次登顶，证实塞普替尼用于早期RET融合阳性肺癌术后辅助，可将复发或死亡风险降低83%。

　　截至目前，吴一龙作为全球研究者牵头的国际临床试验有16项，主持的国内多中心试验超过110项，成果被写入15个国家和地区的27部指南，其中不乏被NCCN、ESMO列为最高级别证据的原创研究。

　　2017年，团队还为“无法入组”的晚期患者做了一项宽松入组试验，2023年发表于《自然·医学》，被认为是全球第一个真正“以患者为中心”的临床试验模式，比监管部门后来的要求早了整整五年。

　　同样因为“不满”，2007年，吴一龙和张力、陆舜、周彩存等人一起创立中国胸部肿瘤研究协作组（CTONG），不愿中国学者继续单打独斗。

　　“医学界”了解到，协作组从最初11家成员单位发展到如今超过40家，累计开展临床试验60余项，入组近万人，成果登上《柳叶刀》等期刊，也多次在ASCO、ESMO、WCLC上做口头报告。

　　由此，中国肺癌研究者，一步步从旁听席走到了发言台。

　　这些突破也改写了患者的生存曲线。吴一龙年轻时曾被打趣“做肺癌医生，没有交往超过一年的患者朋友”。而到2020年，接受术后辅助靶向治疗的患者，中位总生存期已达75.5个月，越过了医学上“慢性病”60个月的门槛。

　　当越来越多晚期患者能长期带病生存，他又开始琢磨新问题：吃了多年靶向药，能不能停一停？某个孤立的转移灶，是不是可以手术摘掉？为此，他在广东省人民医院按驱动基因给医生分组，设“分子门诊”，去回答“活得长”之后如何“活得好”。

　　需要千万个“吴一龙”

　　肺癌是我国第一大癌。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肺癌新发117.6万例、死亡74.3万例，且逐年上升。

　　面对这样的形势，吴一龙很早就在说：要有更多“吴一龙”，才有更多希望。

　　他带过的硕士、博士超过80人。他不喜欢学生对他言听计从——学生连连称是时，他反而皱眉，因为在他看来，科学问题是辩出来的。

　　他的要求也十分严格。学生做报告，第一页幻灯片必须写清查了哪些文献、这个问题当下全世界怎么看，没有这一页，报告就得打回去重写。

　　“龙的传人”——吴一龙与他的学生们

　　年已七旬，他说自己现在有更多时间带学生做有趣的临床研究，也更享受当老师，常在朋友圈“炫耀”学生的成果。

　　每年师生聚会，一大批学生与吴一龙夫妇相聚，自称“龙的传人”。如今不少人已是知名专家，广东省人民医院副院长钟文昭、肿瘤医院院长周清、副院长王坤，都出自他门下；更年轻的“龙三代”也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

　　为让年轻人更快成长，吴一龙还牵头成立了CTONG YOUNG、CSCO YOUNG等平台。

　　比带学生更难的，是缩小不同地区、不同层级医院之间的诊疗差距。他把2002年在广东省人民医院定下的“周三查房”，一步步扩成面向全省的“广东大会诊”，2022年又扩为面向全国的“中国胸部肿瘤大会诊”，每次线上参与可达四五万人。

　　二十年攒下的经典病例，后来还被结集成《龙哥查房》出版。近几年，他和团队面向贫困、西部地区的基层医生做网络培训，通过“CTONG专家话肺癌”等平台传递前沿规范。

　　“我们希望借网络打破地域壁垒，让医生培训同质化。这样一来，无论在哪儿，病人都能得到一样规范的治疗。”吴一龙说。

　　从下乡插队的知青，到站上世界医学前沿，吴一龙的四十多年，几乎是一部微缩的中国肺癌诊疗史——从只有“三板斧”的年代，到跟跑欧美，再到牵头制定国际标准。

　　“健康中国2030”提出，到2030年中国癌症总体五年生存率提高到46.6%。几年前提这个目标时，吴一龙坦言信心还不算大；如今随着靶向、免疫、抗体偶联药物等新武器不断加入，他说，“这份信心已经完全建立起来。”

　　吴一龙至今仍保持每天读文献的习惯，也在琢磨怎么把人工智能用起来，找到肺癌精准治疗的下一个突破口。作为一名武侠迷，他喜欢武侠里那种天马行空、不受拘束的想象，“没有想象力，还是科学家吗？”

　　来源：医学界

　　校对：蔡   菜

　　运营：赵   静

　　责编：汪   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