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刘慈欣《超新星纪元》里有个中美交换国土的设想，因为当时的社会上充斥着“中华民族是黄土高原民族，我们的力量来自于土地，而欧美是海洋民族，他们的力量来自于海洋。那么如果中美交换国土会如何？中国是不是没有向外开拓的能力，哪怕获得了世界最强工业实力，经济实力，依然不能成为一个大国？”这样的疑问，即使是大刘自己对此也没有结论，最后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

当然时过境迁，今天大家已经把什么“黄土民族”、“海洋民族”视为一种古墓派公知的碎碎念，成了网络上拿来开涮的笑话。

不过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很多人觉得，如果是中国开启工业时代，那么中国的作为依然还是把欧洲殖民者的那一套在全世界同样复刻一次。

现在我们也已经越来越倾向于，不会，毕竟每个中国人是以古喻今的大师，外国人说这样的话只是刻舟求剑，而我们如今设想这个问题，更多的是对于为世界引入一种新的模式的畅想。

但当我们看到如今的伊朗，我们会发现，他们也是“力从地起”的民族，只不过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地”，而是说伊朗的政权是建立在它的民众基础上的，或者说，是建立在基层组织力上的。

伊朗的基层组织或许谈不上先进，很多人张嘴就要说神棍，但这大概是不了解什叶派，什叶派和逊尼派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眼光向下，他们更重视建立基层组织，而不是笼络上层贵族。

美国人以为伊朗是靠巴斯基民兵、军队、警察来维持的高压政权，但他们错了，伊朗的基层组织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并且不是靠暴力压迫实现的，某种意义上有点类似于今天一谈到中国明清大家就会说的“超稳定结构”，也就是靠大量的基层自治，主要是地方豪强以宗族形式实现基层自治，这样一来，中央政权只需在地方保持最低限度的暴力机器，就可以低成本维持地方秩序，当然缺点就是地方上豪强迟早会做大，当有新的政权摧毁中央的暴力机器，这些地方豪强也很容易改换门庭，哪怕是异族统治者。

而伊朗的情况则不同，他们的基层组织是宗教性的，其力量只有较少的一部分来自于暴力，更多的来源于信仰和事实上的行政权力。话虽如此，但这种组织方式的问题也和我们一样，就是一旦中央的暴力机器被摧毁，地方宗教领袖依然有可能改换门庭，之后一切照旧。

所以问题的核心就是，在这种模式下，地方上的暴力机器不必强大，只要能够维持存在，只要各地方对中央控制的军事力量的信心不崩，那么就可以维持下去，在中国这是明清总结前代王朝崩溃后得出的办法，而在伊朗，这也是实践的结果。

所以美国以色列如今对伊朗的打击是一种缘木求鱼，只要不进行大规模地面入侵，就无法摧毁伊朗中央政权的暴力机器，那么地方基层组织就没有跳反的可能。

相比之下， 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这些国家并不存在类似伊朗的宗教基层组织，或者说组织程度非常低，这就使得他们容易被破坏和推翻，要控制地方就必须维持相当强大的驻军来弹压地方，但年深日久，地方驻军就会尾大不掉，于是内部冲突，割据一方，军阀混战就有了基础。但在伊朗，这样的基础是不存在的，所谓国防军和革命卫队的矛盾，只是他们自己的蛋糕分配问题，指望伊朗国防军出来和革命卫队内战就扯淡了，因为那对于他们来说没有实际利益，他们已经无法再如同当年巴列维王朝时代那样通过一次“陈桥兵变”就掌握政权。

当然，不管是超稳定结构还是伊朗的基层组织，看起来都有点像我们革命历史上的基层政权组织，但是这又有着根本的区别，只能说是在不同的世界观下总结出的相似的方法论。

其实欧美不是不懂，只不过在他们现如今的意识形态大旗下，这种看起来像“共产党国家”的 方法论他们是要坚决划清界限的，所以他们扶植起来的傀儡政权没一个能建立起自己的基层组织，都只是依靠外来援助才能存在的沙子城堡。唯一特例或许是乌克兰，用苏联时代留下的基层政权和行政惯性，其应对战争的韧性依然非常强。

基层组织的作用再怎样强调都不嫌过，问题只是你有没有能力用好，用得好，“力从地起”，就可以让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与世界第一军事强国打得有来有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