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道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6年第1期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陈道富

强大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畅通国内大循环，本质上就是要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根本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核心是激活微观主体的活力，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当前就是要深入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妥善处理好“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关系，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建议》稿强调，“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未来一段时期，可以从五个维度实现国内经济大循环的畅通。统一国内大市场是实现空间意义和要素层面上的统一；推动生产（供给）和消费（需求），以及投资和储蓄的平衡，是实现国内经济大循环各环节畅通转换的关键；代际循环是我国当前人口结构转型背景下实现经济大循环畅通的关键；技术范式跃迁下经济增长动能和经济社会组织模式的转换，是实现经济在增长中良性循环的关键。

（一）统一国内大市场

畅通国内大循环，首先要实现国内市场的统一，完成空间意义和要素层面的统一。统一国内大市场，既能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经济的优势，也能为更充分发展细分市场创造条件。按照我国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部署，核心要求集中体现在“五统一、一开放”上，即统一市场基础制度、统一市场基础设施、统一政府行为尺度、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统一要素资源市场，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

近年来，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过程中出现了地方间“内卷式”竞争的问题。为了规范市场秩序，有必要深入整治。除了做好限产限能和维护正常的价格竞争秩序外，还需要加大对地方政府行为的规范力度。

比如，部分地方政府通过产业基金、政府补贴等手段，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甚至补贴亏损企业，加剧了国内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和价格恶性竞争。对此，我国加强对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行为的规范，出台了《公平竞争审查条例》，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的无效和恶性竞争，但也在短期内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了一定的收缩效应。如何既能激发地方政府的活力和动力，形成地方政府之间的适度竞争，又能稳步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是“十五五”期间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当前国内市场分割的问题，既与我国当前生产型税制体系有关，也与地方官员的考核评价与追责制度有关。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快推动税制改革，从生产型税制体系转向所得型税制体系，包括加快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和下放，使地方政府的激励与企业的经营效益正相关，与人口的流动方向正相关。

（二）实现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的平衡

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关键在于生产与消费的动态平衡，尤其是要避免出现经济危机式的剧烈调整。近些年，我国经济运行整体呈现“供强需弱”的重要特征，或者说产能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并存的状态。其中，投资和出口仍是我国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占比相对较低。我国仍处于建设发展期，需要通过投资增加人均资本存量，扩大经济增长潜力，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我国出口对总需求的支撑作用，不仅是对国内需求周期性的补充，更是嵌入国内经济结构的必然要求。

当前，我国基本度过高投资高增长阶段，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呈现边际递减态势。传统“铁公机”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峰值已过，以土地财政支撑基础设施建设的模式完成了历史使命；房地产建设高峰期已过，正在探索新发展模式；截至2025年，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5年居全球第一，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比重已超30%，制造业投资持续多年高增长，继续维持高增长态势确实很难。

可见，我国到了从偏重供给侧、生产端发力，转向需求侧、消费端发力的阶段。与此同时，我国正在步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拉美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症结在于，在未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稳定的供给能力的情况下，过早引入外资和激发国内需求，最终导致经济发展失去支撑。当前，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具备完整的产业体系和充足的产能。因此，有必要从产业布局拓展到需求开发，形成“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新模式，促进生产和消费、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当下，我国亟待构建适配激发和释放需求的政策体系。我国宏观管理与宏观调控整体还是偏重于生产端。例如，我国长期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产业、科技和金融良性循环”，强调国家安全（包括能源、粮食和供应链等），重视供给端的改革和发展。“十五五”期间要更加注重“推动人的全面发展”，要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密切结合起来。建设民生社会要求我国构建能激发和释放需求的政策体系，特别是持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就业、教育、养老、健康等方面精准发力，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实现生产与消费平衡的关键，是构建合理的收入分配体系。其涵盖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也包括产业、区域和城乡的结构差异，以及居民内部的收入和财富差距等。其中，重点是理顺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以及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关系。“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尤为重要的是提高中低消费倾向群体的收入占比。具体而言，要着力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推动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要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劳动报酬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

（三）实现储蓄与投资的有效转换

投资决定我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投资方向的选择和效率的提升也至关重要，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要求储蓄向投资高效转换。

我国主要存在两类储蓄与投资的转换模式：一是政府主导的投融资体制，二是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

政府主导的投融资体制，主要由发改委的规划引领和项目审查、财政部的绩效考核和债务管理、金融系统的资金补充构成。与政府主导的投资相关的资金，一般有三个方面的来源：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资金、用于公益事业的一般债和专项债资金以及特别国债资金。一段时期以来，地方融资平台成为政府投资的重要融资和项目实施载体。这一投融资体制依循宏观的资源再配置。初期，借助“工农剪刀差”、重要物资的全国统筹、外贸外汇的管制等解决发展瓶颈问题，之后释放的经济增长潜力获得足够的资产增值、税收收入等，有助于实现投入—产出的平衡。在房地产快速发展期间，主要是基于“土地—房地产—基础设施”实现投入—产出平衡，以专项债为例，大约80%以上的本息偿还来源于土地出让收入。目前投融资面临较大困难，亟待在建设现代产业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中探寻新的可循环模式。

金融是我国另一个重要的储蓄投资转换机制。理论上，金融是基于信任关系、以效率为标准的资源优化配置工具。多年的实践表明，我国的金融体系运行适应于追赶时期的经济发展需要。面向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金融体系在储蓄投资转换作用上的不足开始凸显。其主要表现有：一是我国金融系统的储蓄投资转换受制于债权思维。经济的发展依赖于债务驱动，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使得市场主体面临债务压力。二是资本形成的能力不足。资本的本质功能是“看见价值、形成价格、达成合作”。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不论是在“看见价值”，还是“形成价格”，抑或“达成合作”方面，都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三是与优化配置的“效率”逻辑有差距。目前不少行业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资源的长期配置效率不高，机制存在一定扭曲，难以在较长时间内坚守“效率”逻辑。“十五五”期间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推动金融回归本源，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为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提供优质金融服务。相应地，可探索金融与财政相结合的新型政策工具更好地推动我国有效投资的合理增长。

此外，有两个问题也需要加以关注。

其一，人口老龄化对储蓄和投资的影响。老龄化到底带来的是储蓄率的上升还是下降？会形成低利率还是高利率？从微观上看，老年人退休后成为纯消费主体，对社会储蓄的净贡献是负的，在特定投资需求的情况下，会导致社会储蓄率的下降和利率的上升。但从宏观上看，人口老龄化意味着更多的群体处于高储蓄（率）年龄段。社会总储蓄率的水平与年龄结构紧密相关。更重要的是，人口老龄化往往会导致社会趋于保守，创新不足带来投资机会减少，投资需求也会下降。因此，老龄化背后既是储蓄率的变化，也是保守与创新之间的较量。在这方面，日本的经历尤其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特别要关注老龄化可能带来的创新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和利率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的风险。

其二，在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的前提下，我国转向的是投资与消费并重的时代。消费主导的经济是相对成熟的经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较低。因此，我国要激发经济增长潜力，将经济增速维持在合理区间，必须保持适度的有效投资。这个阶段应如何确定和调整投资的方向和模式，以及如何评估消费和民生福利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和地位，变得尤为重要。

（四）实现代际循环

畅通国内大循环必须在代际传承和代际公平中实现代际循环。代际传承既包括通过债务和税收、投资和消费等在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实现刚性平衡，也涉及代际权利与责任的合理划分。每代人都有自身的时代特性和使命任务。“后代人”既是“当代人”建设成果的享受者，也是“当代人”决策的被动承受者。当前社会上出现的“朝气蓬勃的老年人，暮气沉沉的年轻人”的现象就值得关注。其背后反映了代际循环遭遇很多需要反思的问题，如成长机会、代际收入分配和财富传承以及养老体制等问题。

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在短短四五十年时间里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同环境下成长的两代人有着显著差异。老一代生活在物质短缺但有大量增量机会的时代，年轻一代生活在物质丰富，注重情绪价值，但存量竞争严酷的时代。当前，单纯靠“跑马圈地”就能获得广阔发展空间的机会相对有限，特别是制造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已相当饱和，时代转向创新驱动，注重存量优化。因此面向未来的经济社会建设，需要注重充分回应年轻一代的诉求，给予更多年轻一代成长的机会，或者说，创造合适的机制让年轻人有更多机会服务时代。

我国养老体制的优化也面临一定的挑战。目前不仅存在养老金缺口问题，而且多套养老金体系之间也有较大的差异。“十五五”规划《建议》稿要求，“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当下，部分群体的养老金替代率过高，明显高于年轻人的工资水平，在年轻人就业率面临挑战的时期，“啃老”成为一种突出的社会现象，这也是一种非良性的收入“代际转移”机制。此外，随着老一代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也将迎来二代接班潮，财富的传承、观念的转换与时代的更替将相互撞击。

代际循环的另一个突出矛盾体现在低迷的生育率上。当前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低，2024年约为1.0，处于危险的极低生育率区间。这与过去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关，也与年轻一代的生存状态和文化观念有关。快速老龄化和极低生育率并存给代际循环带来了巨大挑战。这不是短期政策能轻易解决的，“十五五”规划《建议》稿已经作出初步的制度谋划和政策设计。未来，需要更深层次的观念转变和制度变革，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建设民生社会。

（五）技术范式跃迁下新旧动能的转换

我们正处于工业时代向数字时代转换的十字路口。社会基础技术范式的跃迁，正超越技术领域，开始改变经济运行的逻辑和社会的组织方式。虽然“未来已来”，但我们中绝大部分人的绝大部分认知其实还停留在旧时代。我们在共塑这个新时代的同时，不断完善我们对这个时代的认知。

对于数字时代，一种认知是通过数字化将我们熟悉的现实世界，映射到数字世界。世界运行的基本逻辑没变，只是呈现的形式和运行的空间改变了。但这只是“开始”。数字化实际上还打碎了组建现实社会的最小原子的黑箱：自然人和法人。在数字时代，我们可以穿透自然人和法人，将自然人的各种属性（所谓的“画像”）和法人的内部程序及部门，在超越自然人和法人的边界外进行优化组合。社会正在结构层面乃至更细颗粒度上重构，曾经的“中心”正在瓦解，未来的“中心”正在酝酿和形成。

这引发了如何看待新的集聚模式——平台经济的问题。平台经济不同于自然人、法人的竞争模式，它上升到生态的竞争，背后是规则体系的竞争。这是新技术范式引发的“降维打击”，是又一轮“煤油灯与电灯、马车与汽车”的转换。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平台经济”下的垄断与竞争，如何看待数字时代与工业时代转换中的“破”和“立”，如何规制深层次的“破坏性创新”？202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推动平台企业和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共赢发展”，实际上就是在推动平台经济形成良好生态。

而加密资产和稳定币更是数字时代涌现的新课题。真实世界资产（RWA）和稳定币将现实世界与链上的数字世界相互锚定，搭起了现实世界资产、货币与数字世界的资产、货币的桥梁。这个世界刚刚打开，还存在诸多缺陷和不稳定性，处于规则形成和秩序构建阶段，基础设施和金融服务尚未完成有效分层，监管机制尚未成熟定形……但迭代已经开始，未来如何发展将高度取决于市场和监管部门如何认知和应对。具体而言，加密资产的发展，正通过密码学、分布式账本、人工智能（智能合约）等数字技术，在传统金融基础设施之外构建新的金融基础设施，传统金融和现实世界的融合正从边缘、灰色（规避监管）向中心、合规化过渡，以新的、更有效的技术方式实现货币的支付结算和金融的融资功能。这是传统技术范式支撑的世界向新技术范式支撑的世界的迁移，金融规则和版图都将重构。

此外，AI引发的效率提升与优先保障就业的矛盾也将更为凸显。数字化和智能化对效率的提升，预计一段时期内将以“裁员”的形式呈现，这对我国而言挑战不小。

总之，做强国内大循环是我国“十五五”期间的重要战略部署。我国应在党中央领导下，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相结合，将“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紧密结合，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与此同时，我国也需要在供需平衡、投融资转换、代际循环和新技术范式跃迁等方面推动制度改革和结构优化，更全面地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