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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这么说，当时支持中国建对撞机的李政道和反对的杨振宁两位先生，都是有很强的爱国心，有很强责任感，对中国高能物理有贡献的两位科学家。

杨振宁先生在1971年7月第一次回国时，提出了“高能物理学是当代物理学的前沿和发展中心....要开展基础物理学的研究，一定要抓高能物理”，他不仅不反对，而且特别希望国内能明确基础物理学的方向“。

杨振宁先生后来反对建设的是质子加速器。中国的高能加速器有“七下八上”，其中前七次的提出（甚至立项完成）和七次下马，都是质子环形加速器。而最后第八次上马并最后建成的高能加速器是正负电子环形对撞机。而且即使当时非常支持中国建高能加速器的李政道先生也是委婉地反对建质子加速器的。

中国物理学界对高能加速器建设的渴望来源于参与的苏联“杜布纳”加速器项目，1965年中苏关系恶化，中国退出“杜布纳”加速器项目。从1956年参加“杜布纳”项目到1965年退出，按协议中国每年负担2000万人民币，9年中国支付了一笔巨款，当时中国物理学界认为这笔款足够中国自己建一个高能加速器了。

由于“杜布纳”加速器是质子同步加速器，所以当时中国高能物理界一直主张建质子环形加速器。

当时高能物理的最主要的成果确实大多由质子加速器实现的，但质子加速器要想出成果，就必须极高能量，而极高能量就意味着非常大的经费。而欧美等的质子加速器的能量已经非常高了，中国要超过，就要花费更巨大的费用，这在当时以中国的经济能力，以及只能在纯高能物理学出可能的成果，除了中国国内的高能物理学家，海外的高能物理专家都觉得有问题。

同样是反对，但李政道先生和杨振宁先生的性格不同，李政道是比较委婉反对，而且后来组织中国国内年轻物理学家赴美，培养了一批后来的高能物理学家。而杨振宁则比较直接地表达强烈反对。

后来八七工程下马，正负电子对撞机方案出来，正负电子对撞机不仅经费大幅降下来，而且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就是一机两用的理念，应用为主的理念。当时同步加速器的辐射光的应用开始在世界各国蓬勃开展，正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项目的理念转变，才使得项目最后得以建成。

而且，杨振宁先生在得知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一机两用，应用为主”的方针后，立刻转为支持。他希望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项目能尽快搞上去。并在赠给高能所的画册上说明“你们的意见（一机两用，应用为主）一定是中肯的，切实可行的”

后来，中国建成的上海同步辐射，和计划的北京同步辐射，都是以应用为主加速器，杨振宁先生都是强烈支持的。

做为科学家，中国国内的高能物理学家主张建最高能量的高能加速器的意见比较多，而杨振宁先生是强烈反对。至于谁对谁错，个人当然无法评价。但至少不能单纯地讲杨振宁先生反对建加速器，他是反对建只能用于纯高能物理学，且为了超过对手的极高能量带来的巨大经费的加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