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如果说巴黎属于艺术，维也纳属于音乐，那么伦敦则属于文学。 在这座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城市里，文学不是一座悬浮的抽象堡垒，而是存在于街巷和建筑中的平行世界。维多利亚时代作家的故居、因书闻名的街道、小说中虚构人物的住址……无数文学巨匠的作品和人生经历不断融入城市肌理，把伦敦写成一本翻不完的巨著。 对于文学爱好者而言，来到伦敦，是一次前往这座文字长存之地的朝圣。 文学巨匠曾居住的角落 伦敦市中心的布卢姆斯伯里地区被视作城市的“知识文化心脏”，这里坐落着伦敦大学学院、大英博物馆等学术、文化机构。1837年至1839年间，英国文学巨匠查尔斯·狄更斯曾居住在这里的道蒂街48号。 位于英国伦敦道蒂街的查尔斯·狄更斯博物馆（于艾岑 摄） 走进道蒂街，如同在大都市的车水马龙中发现一处“世外桃源”：一排古朴的联排别墅，一扇红门格外醒目。这里是查尔斯·狄更斯博物馆，隔壁就是狄更斯曾居住的48号。 据博物馆策展人柯丝蒂·帕森斯介绍，狄更斯在此居住时，道蒂街属于富人住宅区，而附近的法林顿等地都是贫民窟。狄更斯笔下《雾都孤儿》中训练儿童扒手的“费金老巢”，灵感就来源于附近贫民窟。 走进狄更斯故居，颇有“豁然开朗”之感。上下五层的公寓空间开阔，摆满了狄更斯曾用过的家具和物件，墙上也挂满了狄更斯和妻子的画像和画家们为狄更斯作品绘制的插图。故居二楼的书房内放着一张他曾用过的书桌，桌面痕迹斑驳。帕森斯说，这是一张曾被放置在狄更斯另一处居所的书桌，后来被作为展品运到这里，狄更斯曾在这张桌前写下《双城记》。 书房的墙上，挂着一幅名为《狄更斯之梦》的画作。画上，狄更斯坐在书房一角，而他小说中的人物则如精灵般在空中飘浮，充满整间书房。 “狄更斯的故居是有形的历史，是人们可以与之产生联系的实物。”帕森斯说，“故居可以让读者深入了解作家的创作过程，并更好地理解他们作为个体的一面。历史建筑，尤其是文学故居，在这方面有一种魔力，能够将人们与他们喜爱的故事及作者联系起来，为人们提供这种切实的联系。” 帕森斯说，前来参观的游客中，很多年轻人对狄更斯了解不多，只是看过他的作品改编的电影。年轻一代喜欢数字体验，因此博物馆也运营着社交媒体账号，希望吸引更多年轻人。 与狄更斯故居附近的市井百态不同，诗人约翰·济慈的故居代表着伦敦安静诗意的一面。在伦敦北部的汉普斯特德荒野边缘，济慈于1818年到1820年居住过的房子隐藏在浓密绿荫之间。就是在这里，他写下《夜莺颂》等传世名篇。 故居分上下三层，在济慈居住的时期曾被一堵墙一分为二，一侧由济慈和朋友查尔斯·布朗合住，另一侧后来住进了18岁的范妮·布劳恩一家人。范妮与济慈由此结识并相爱，但由于济慈肺结核恶化需要去意大利疗养，两人未能成婚。 在济慈故居二楼的办公区，记者见到了故居博物馆馆长罗布·莎士比亚。据他介绍，1919年，曾有传言称这座宅邸可能被卖掉拆毁，当地居民和文坛人士因此合力筹资买下宅邸的永久产权。1925年5月，济慈故居向公众开放参观，至今已走过101个年头。 “我们每年大约接待8000到10000人来故居参观。”这位与英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剧作家同姓氏的馆长说，“来这里的人常说，这是一场‘朝圣’之旅。” 馆长说，故居是济慈爱好者们的一个“精神锚点”，能够让他们与诗人的生平产生强烈共鸣。放置在馆长办公室门外的留言簿上，留下了访客们对济慈的追思。一位来自德国的访客用诗意的语言写道：“如果死神没有如此自私地将你过早夺去，如果时间没有如此粗鲁地中断你的生命，你还会为我们留下什么？” 济慈故居一楼会客厅的窗帘上印着诗人济慈的胸像（于艾岑 摄） 馆长邀请记者参加当晚在这里举行的“诗歌与音乐之夜”活动。活动中，济慈爱好者们轮流朗诵他的诗作，每当一首诗结束，一位歌手便以深邃的嗓音唱起一首意境相近的爵士歌曲。人们手持酒杯，静静欣赏，在诗歌与音乐交织的夜色中，仿佛与济慈共享同一个梦境。 在狄更斯故居，年长的访客对他更熟悉。济慈故居的活动，参加者也多是老年人。不难看出，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习惯，文学经典在历史时间轴上的相对坐标被推得越来越远。 但这些文学巨匠的故居，仍静静矗立在城市的角落，既是一座座纪念碑，保存着英国文学的历史记忆，又是一处处活跃的文化空间，不断将经典重新带回公众视野。 坚守查令十字街的卖书人 串联起牛津街、唐人街和特拉法加广场等伦敦地标的查令十字街与“书”密不可分。上个世纪，这里曾经书店林立，形成商业集群。但真正让其闻名世界的，是发生在查令十字街84号的一段故事。 1949年，美国作家海莲·汉芙为寻找英国文学作品，向位于84号的“马克斯与科恩”旧书店写去一封订书信。此后20年间，她与书店采购经理通过书信建立起深厚情谊。书信结集出版后，查令十字街84号的故事成为全世界爱书人传颂的佳话。 近几十年来，营业税与租金不断上涨，网购与电子阅读兴起，街上书店陆续关门，不复满街书肆的盛况。如今，这里开满餐厅、咖啡厅和甜品店，从“书店一条街”变成“网红一条街”。而爱书人的“圣地”84号则变成了麦当劳，独留墙上一块不显眼的黄铜纪念牌铭记着这里的传奇。 今天的查令十字街上，除了2014年才搬来的一家大型连锁书店，仅剩三家二手书店仍在坚守。其中一家叫“数不清的书”，位于56号，于上世纪80年代开业。2019年，曾在这家书店工作30年的吉尔·麦克马伦和她的伴侣迈克尔·库比从前任老板手中买下书店，持续经营至今。 我走进“数不清的书”时，库比正在高度逼近天花板的书架间忙碌。两层的书店空间并不宽敞，被书塞得满满当当。库比说，他们买下这间书店时，只是想让书店继续经营下去，至于为什么这样做，他自己也讲不清楚。“我们就是继续自己做的事，并没指望扩张生意、开连锁店之类的。” “我们专营二手书和珍本书，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市场。”库比说，“并不是每个人买书都是为了阅读，有些人买书是为了收藏、转售。古旧珍本书的市场其实很大。” 伦敦贝克街上的夏洛克·福尔摩斯博物馆（于艾岑 摄） 另一家二手书店“亨利·波兹书店”的资深店员吉安·马可也有同感。他告诉我，自己在这家书店工作的近十年间，街上书店数量不断减少。“这确实意味着这门生意更难做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个机遇。”他说，“小众市场也是市场，如果你是爱书人，书店就是最好的工作场所之一。” 在查令十字街坚守纸质书生意的人们，看上去充满信心，这并非盲目乐观。纸质阅读在伦敦随处可见：驻英近一年，记者见过无数在地铁上读书的乘客，见过边踩动感单车边读书的运动者，还见过坐在火车站外捧着一本书的流浪汉。 英国阅读协会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53%的英国成年人自称经常阅读，这一比例高于前年的50%，但低于十年前的58%；对几乎所有年龄段来说，看电视、上网、玩社交媒体都是比读书更受青睐的休闲活动。查令十字街上的几位卖书人，还能坚守多久？ 被文学改写的城市空间 伦敦的某些角落有种特殊的“双重身份”。在现实中，它们只是普通的公寓、车站或公园；而在作家笔下，它们成为天才侦探的居所，或是魔法世界的入口。在现实与文学的碰撞中，这些空间最终被“改写”成文学的样子。 贝克街就是典型的例子。位于摄政公园与海德公园之间的这条街道，两边开满了餐厅和服装店。1887年，英国作家柯南·道尔发表第一部福尔摩斯小说《血字的研究》。从阿富汗战场归来、刚刚落脚伦敦的华生结识了同样在寻找住所的福尔摩斯，两人合租了贝克街221B号的公寓，一段影响世界侦探文学的传奇故事就此展开。 在贝克街，人们无需走出地铁站就能感受到福尔摩斯的影响：《巴斯克维尔的猎犬》《狮鬃毛》《独行女骑者迷案》……一幅幅福尔摩斯小说的插画印满这座与街道同名的地铁站。地铁站外，一座福尔摩斯铜像矗立在街边，他戴着极具辨识度的猎鹿帽，手持烟斗，深邃的眼睛望向这条被自己赋予传奇意义的街道。 持有221B门牌号的福尔摩斯博物馆，门前永远在排队。博物馆用维多利亚时期的家具和装饰品还原出小说中的布置，甚至还摆放了福尔摩斯和华生标志性的帽子、烟斗和放大镜，仿佛这两个虚构的文学人物曾真的在这里生活过。 博物馆经理鲁比·西塔尔说，博物馆每天都会迎来500名到1000名游客，常有人打扮成福尔摩斯或华生。 “有些游客甚至认为他（福尔摩斯）是真实存在的人物。”西塔尔说，“为了好玩，我们有时会眨眨眼，告诉游客福尔摩斯正在附近办案，很快就会回来。” 从贝克街向西乘坐三站地铁，就来到了国王十字车站。在脍炙人口的《哈利·波特》系列作品中，小巫师们只要从这里的9号和10号站台之间穿墙而过，就能到达校车停靠的“九又四分之三站台”，登上前往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列车。 游客在英国伦敦国王十字车站大厅内的“九又四分之三站台”置景前拍照（于艾岑 摄） 在现实中，9号和10号站台之间是铁轨，但游客们可以在候车大厅里找到“九又四分之三站台”的置景，还有一台“插”在墙中的行李推车。“这是我来伦敦必须‘打卡’的地方。”从塞尔维亚来伦敦出差的叶莲娜在置景前拍完照，高兴地说道，“我生于1990年，我小时候，《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和电影一部部地出版、上映。”在她看来，《哈利·波特》的文学世界是她童年“最精彩”的部分，很高兴能在这里“实现”儿时的幻想。 与狄更斯和济慈不同，福尔摩斯小说和《哈利·波特》系列作品自诞生起就是与电影、电视等现代娱乐方式携手向人们走来的。1900年，有人制作了一段仅30秒的小电影，让福尔摩斯成为世界上最早被影视化的文学人物之一。《哈利·波特》系列作品更是伴随着电影工业和互联网时代成长：首部小说出版于1997年，首部电影上映于2001年，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童年记忆。 许多年轻读者或许是先认识电影里的福尔摩斯和哈利·波特，亦或是先来到贝克街221B号和九又四分之三站台，才又回到小说。这种不断跨越媒介边界的能力，也成为英国近现代文学持续焕发生命力的重要原因：它没有停留在纸面上，而是在影视、舞台剧、旅游等不同文化形态间游走。故事能够跨越时代和媒介不断传播，角色能够走出书本、走进城市空间，文学也就不再被束之高阁，而成为一种塑造公共文化记忆的力量。 也许这就是文学最强大的地方之一：它让人们重新看见现实中的某个角落。对于伦敦而言，作家会离去，书店会更替，城市也会改变，但总有人循着故事而来。那些文字长存之处，仍会一次次被人重新发现。（记者 于艾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