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3月30日，重庆市江北区上横街重庆织布厂扩建厂房，意外地挖出一个石制椁室，鉴于棺椁内陪葬品并不多，当地工作人员判断为普通清代墓葬。然而随着一周后一块镌刻有1004字的《大夏太祖钦文昭武皇帝玄宫之碑》清理完毕，后知后觉的考古人员方发现，这竟然是重庆境内唯一的帝王陵——元末大夏开国皇帝明玉珍的睿陵。
更让发现者始料未及的是，明玉珍墓的发现，揭开了一段当时鲜为人知的中国人移民朝鲜半岛的历史。甚至当日与之一起被迁往半岛的，还有同时期另一位皇帝陈友谅的后代。许多人还不知道的一点是，这两个皇帝与朱元璋都出身于经常出现在香港电影里面的白莲教，尤其是明玉珍，到死都是虔诚的白莲教徒。陪葬品不多，也是因为信仰原因，崇尚简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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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教与弥勒佛
想知道明玉珍和陈友谅的后裔是怎么漂泊到韩国的，还得从元末红巾军起义说起。提起元末那场起义，喜欢历史的人都知道是红巾军掀起的。不喜欢历史的人，很多也从金庸先生的《倚天屠龙记》里听过“明教”。至于二者的关系，大多数人还真搞不清楚。
古时权贵阶层要造个反，天然有现成的组织资源可用，像唐、宋的开国君主都是前朝重臣，上位的过程可以说是非常的顺利。老百姓要是想造反，就得先有人想办法把人组织起来。最好的办法是利用宗教的力量，简单点说就是先成立个打着救民于水火旗号的教派，等信徒的数量足够多了再寻机造反。
东汉末年的黄巾军起义，是历史上第一个这样干的，用“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生生地把汉王朝拖入了三国时代。黄巾军起义搞的教派叫“太平道”，算是道教的一支，只是随着黄巾军的覆灭而消失 。同时期在汉中搞“五斗米道”的张鲁却因为主动归顺曹操，而登党入室，在后世大行其道，演化成了现在的道教正一派。
佛法在中国大行其道后，民间无论是搞教派，还是想借机造反就又有了新选择。佛教中燃灯佛是“过去佛”、释迦牟尼佛是“现在佛”、弥勒佛是“未来佛”，三个佛都是“如来佛”，意思是觉悟者。只不过释迦牟尼佛是现在佛，民间就直接用如来佛代指了。这个设计就给了那些颠覆政权者一个，很容易让老百姓理解的说法。可以宣称“现在佛”庇护的是那些统治者，只有弥勒佛降临人世，进入未来时段，那受压迫的老百姓才能翻身做主人。整个逻辑与当年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如出一辙。
公元505年，北魏有个叫法庆的和尚向信徒宣称“弥勒当来下生，释迦法灭”， “新佛（弥勒）出世，除去旧魔”，自称弥勒降生创立了个“大乘教”举事，始称法庆之乱，算是历史上第一次附佛起义。因为是借着弥勒降生的旗号，历史上就把这一类要打倒如来佛的教派统称为“弥勒教”。
中国古代的主流宗教就佛、道两大类，等到鸦片战争把中国大门轰开，基督教涌进来传教，算是又给不满现状的老百姓，一个新的理论。于是便以了差点颠覆了清王朝的“太平天国”起义。不过有一说一的是的，基督教的一神理论，跟中国的传统哲学太不相符。中国人的宗教观底层是多神教，多个神灵无非是多个牌位的事。你非得弄个唯我独尊的一神进来，水土不服是必然的。
弥勒教发展史上有个重要人物叫茅子元（1069-1166年），弥勒教也因为他在后来被称为“白莲教”。茅子元是江苏昆山人，十九岁的时候茅子元在老家延祥院出家。佛教跟其他宗教一样，内部也分很多宗派。发展最好的是禅宗和净土宗。前者追求“当下开悟，就地成佛”，少林寺就则是禅宗祖庭）；后者认定只要天天口念阿弥陀佛，就能脱离苦海。其源头为东晋慧远大师在江西庐山东林寺创建的白莲社。
这里就要解释下什么是“阿弥陀佛”了。佛教中如来佛管的是“中央娑婆世界（我们现在生存的世界）”，三代按时间线排列的如来佛，被统称为“竖三世佛”。除此之外还有主打空间概念的“横三世佛”。中央世界是释迦摩尼佛，管的是教化凡人；东方净琉璃世界是药师佛，主打现世消灾、祛病延寿、平安健康；管西方极乐世界的就是阿弥陀佛（又叫无量佛，无量寿佛），负责接引众生往生净土，脱离轮回苦难。
禅宗的教义特别适合不愁吃穿，天天思辩哲学问题上层人士。后者特别适合对现世已经不抱希望，把希望寄托在死后去往西天极乐净土享福的普通老百姓。尤其都不用动脑子，只要天天念阿弥陀佛就行了。
茅子元出家的延祥院则属于隋朝时创立于浙江天台山的“天台宗”。茅子元五十八岁那年，也就是公元1127年出了件大事，金兵南下把北宋给灭掉了，赵构仓皇南下江南重建南宋。之后大量流民南逃，金兵也不断往南打。
国家不幸不光是诗家幸，对于茅子元来说，这就是个开宗立派，吸纳信众的好机会。于是宋高宗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茅子元就跑到隔壁县，也就是现在的上海青浦境内，在青浦淀山湖边上建了座“白莲忏堂”，正式开宗立派“白莲宗”。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走的是净土宗而不是天台宗的路子。所以茅子元的“白莲宗”渊源其实是净土宗。
说起来这也是个自然选择。人类博弈有个规律，那就是会自然划分为两大阵营，其他阵营只能边缘化。禅宗适合上层，净土宗走下层路线，其他宗派就很难有大发展。比如同时期还有个自称孔子后裔的孔清觉，先修儒再出家，宋徽宗时期在杭州灵隐寺后山白云庵搞了个“白云宗”，批判主流的禅宗、倡导三教合一。初期动静很大，能做到跟白莲宗在民间的影响力并立，明朝以后也没动静了。别的不说，要求信徒不管出家在家，都严禁婚配这点，就注定不可能有大发展。
茅子元的白莲宗刚搞出来的时候，还只是觉得念阿弥陀佛就可以去西天的理念，更适合普及教义，还没有弥勒信仰的成份。一开始在南宋被视为邪魔外道，单纯是因为男女混在一起修行，不符合当时的传统。后来官方还是认证为了合法教派。
不管是视自己为净土宗复兴者，还是开宗立派，茅子元的做法都还是在佛教的范畴内。现在问题来了，那么在太平天国之前，除了佛、道就再没有新的宗教来给想选择的老百姓做指导吗？还真有，那就是唐朝时候传进来的“摩尼教”。摩尼教是一个叫摩尼的波斯人，于公元3世纪创建的。核心思想是世界是由善恶二元组成的，具体到神的话一个是“光明神”，一个是“黑暗神”，认定光明神最终一定会战胜黑暗神，让世间重回光明。因为这个观点，摩尼教在传入中国后便有了“明教”这个新名字，光明神也被称之为“明尊”。
顺便说下，历史上的明教并不拜火。崇拜圣火是波斯更古老的“琐罗亚斯德教”的祭祀行为，传入中国后被称之为“拜火教”或者“祆教”。金庸把用把圣火当成明教象征，是为了把抽象的正邪矛盾，变成具象符号对抗。真实历史中，造反的人肯定不敢用“圣火若灭，明教便亡”设定，那样实在太危险了。
真正充当明教象征的是光明神派到人间寻找光明的“明使”。明使就算死了也不要紧，会被认定为回到了光明神身边，还会派新的明使降临。在摩尼当初的设定中，佛陀、耶稣等等都是前代明使，摩尼自己则是新的明使。
明教这种光明终将战争黑暗的设计，老百姓理解起来也是通俗易懂，所以传进来以后亦收获了不少信众。而那些想借此聚众的人，就会宣称自己是新的“明使”，造反称王的话则自称“明王”。五代时期的“母以起义”被认为是最早的明教起义。大家熟悉的北宋方腊起义，则是最知名的明教起义，《倚天屠龙记》中据此称方腊为前代教主。
不过明教教义虽然通俗易懂，但自然划分两大阵营的规律依然适用。既然中国有了道教、佛教，那其他后来宗教就很难成为与之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由于明教也是吃素的，加上又是从西方传入的，所以到宋朝的官府统一称之为“吃菜事魔”的邪门外道。普通老百姓更搞不清区别，时间一久就弥勒信仰合流了。
吸收弥勒信仰的还有白莲宗，对于白莲宗的底层信众来说，念阿弥陀佛虽然能死后去往西天极乐世界，但谁又不想现世就改命呢？弥勒信仰就能满足这一心理诉求。于是到了元朝有大量自称“白莲道人”的白莲宗信徒，开始用弥勒信仰吸收信众，白莲宗由此也被元朝视为异端。1305年，被视为白莲宗中兴之主的普渡和尚，希望拔乱反正、正本清源，写了本《庐山莲宗宝鉴》，希望向官府表明，真正的白莲宗跟那些邪魔外道不是一路，但弥陀信仰的白莲宗，已经不可避免的被弥勒信仰的下层信徒，异化成了后人眼中总是跟造反二字联系在一起的“白莲教”了。
换而言之，你也可以认为弥勒信仰一直被视为异端，这次是借了净土宗正统教门的皮，搞了出李代桃僵。至此白莲宗、弥勒信仰、明教在元朝中后期融合为了新的“白莲教”。在白莲教信仰中，降临世间的弥勒也是让世界重归光明的“明王”，于是红巾军便有了“弥勒降生，明王出世”的核心政治口号。在这个设定中，弥勒是宗教身份、明王则是政治身份。就像洪秀权在政治层面是太平天国的“天王”，宗教上则是上帝的长子、耶稣的哥哥。
对于白莲教来说，把“明王”的概念融进来有个好处。佛教倡导的是出世，借弥勒佛的名义推翻旧秩序没问题，但你说让一个转世的弥勒佛去当皇帝，这个就很难让信众接受了。明教在唐朝就有了“明王”的概念，北宋时还有个《大小明王出世经》在民间流传。因此把明教教义吸引进来，能很方便的让老百姓理解领导者的双重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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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玉珍与陈友谅
看过元末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朱元璋有两大对手：陈友谅和张士诚。其中陈友谅在《倚天屠龙记》的身份是丐帮长老，成昆的徒弟，是欲消灭明教的大反派。张士诚和明玉珍则全程出无场。回归历史的话，张士诚不是明教（白莲教）教徒，朱元璋、陈友谅、明玉珍却都系出白莲教，只不过有的一开始就不是一个集团，有的是后来分道扬镳。
先把视线拉回到元朝末年。元朝虽然国祚不到百年，却好歹也是把中国给统一了，同时因为管理松散，对老百姓的流动不像前朝管得那么严。因此统一之后，集合了白莲宗、弥勒信仰、明教三股力量优势的“白莲教”迅速向北方民间，也就是原来金朝管辖区扩散。
金朝和南宋沿着秦岭-淮河这条中国地理分割线，对峙了一个多世纪，南北方的老百姓在民族认同上都产生了差异。元朝甚至还特别把金朝遗民定性为“汉人”，南宋遗民定性为“南人”，加以区别对待。这种情况下，白莲教也就有了南派、北派之分。
北派的教主是河北石家庄人韩山童，世代传教，祖辈还因为传教被流放了。公元1351年，淮北豪强刘福通，借着元朝为治理黄河水患，征调大量民工至淮北工地之机，把韩山童秘密请来做精神领袖（今安徽阜阳），打着“弥勒降生，明王出世”的旗号举事。导火索则是预先埋在工地里的一具独眼石人，背后刻字“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
这里要说下刘福通和韩山童的关系。所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教主造反也是一样。绝大多数教主，有蛊惑人心的能力，甚至自己本身就有点精神不正常，但具体搞政治却是不在行的。典型的就是太平天国，洪秀全作为教主相当于虚位君主，实权是在东王杨秀清手上。刘、韩二人的关系也是如此，把韩山童立为“明王”，看中的是他在北方白莲教信徒中的影响力。实权是掌握在刘福通手里的。
可惜这次造反还没正式开始消息就走漏了，韩山童被俘杀，刘福通带着人在淮北各地四处转战，四年后找到了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立为“小明王”。除此之外，还给小明王加了层新身份，那就是宋徽宗的后代。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国号定为“大宋”，打着恢复大宋的名号立国了。
之所以要再加一层身份，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乘着北派白莲教这几年群龙无首之机，南派白莲教抢先推选了自己的皇帝。南派白莲教公认的教主是湖北黄冈人徐寿辉，投资他的则是湖北黄陂人倪文俊。倪文俊看到刘福通那边先举了旗，赶紧就拥戴徐寿辉在湖北搞了个“天完政权”（意思是压大元一头），抢先称帝，自己则担任宰相。只不过“明王”这个头衔已经被韩山童给占了，所以南派白莲教就刻意不再用“明王”的概念，主打弥勒降生的概念。
因为大家系出同门，所以举事时都头裹红巾，被时人统称为“红军”（现在为了避免概念混淆，被称作“红巾军”）。不过通过上面解读，内部其实是分为了“明教派”“弥勒派”两大体系。
刘福通是安徽亳州人，家乡在淮河以北。朱元璋和他的义父郭子兴的老家是濠州，也就是现在的凤阳人，位于淮河之北（因在淮南西部又称淮西）。要是按宋金沿淮河分割的旧例，刘福通拉北派教主入局是很自然的事，朱元璋他们本来应该跟着南派白莲教走的。不过凤阳这个地方就在淮河岸边，元朝又统一了那么久，这个南北界限就模糊了。因此淮西地区有信南派的，也有信北派的。基本是靠近淮河的归“明教派”，靠近长江的信“弥勒派”。郭子兴举事后，就按照这个地缘属性，归入了小明王和刘福通麾下。
后来的历史中，朱元璋逐渐成为了明教派之主，小明王韩林儿也“意外”落水而亡（刘福通有战死说，有一同落水而死说）。弥勒派那边，先是倪文俊想过河拆桥杀了徐寿辉，没想到徐寿辉的群众基础还不错，没政变成功。自己逃到江西九江，投奔在江西发展的得力干将、湖北仙桃人陈友谅，结果被陈友谅给杀了做投名状。后者得势后做了倪文俊没做到的事，把徐寿辉给杀了，立新国号“汉”。
这意味着南、北两派白莲教的教主，以及最初的投资人都没了，遗产和影响力便宜了朱元璋和陈友谅这两个二代目。
虽然成了新话事人，但朱、陈二人各自都还有要解决的心腹大患。朱元璋这边渡江抢占了南京，准备在江南复制当年的东吴。同时期淮东的张士诚也沿着运河南下，抢占了苏州。双方为了争夺渔米之乡的江南，一直处在战争状态。
盐贩子出身的张士诚不是白莲教体系的。历史上的举事者，能跟教主分庭抗礼的就属盐贩子了（比如黄巢也是盐贩子）。原因有两点
1、一是有钱有势。国家财税大部出自盐税，能贩私盐成功的，说白了就是当时的黑帮头子。既有贩盐积累的财富，又有为保护利益积累的私人武装；
2、有流动性。盐贩子是商人，要把盐卖到各地。因此对各地的情况，比一般农民要了解得多。
陈友谅这边虽然成功的鸠占鹊巢，但也没收伏弥勒派的信众。湖北这地方可以向上游的四川盆地扩张，也可以向下游的江西、江南扩张。徐寿辉还是皇帝的时候，陈友谅代表天完政权向江西扩张成功，相当于东线的统帅。明玉珍则带着西路军溯江而上，去收服重庆、成都。
公元1357年，徐寿辉攻下重庆，次年拿下成都，一切推进得非常顺利。结果公元1360年，传来的陈友谅当众击杀徐寿辉的消息。明玉珍当即与之划清界限，以重庆为都建立“大夏”政权。之所以未遵循传统以成都为都，就是为了防止陈友谅入蜀。不过陈友谅此时的战略方向，则是想着攻灭下游的朱元璋。
陈友谅和朱元璋虽然都干掉了各自的教主，但朱元璋是搞了场意外，而且遵循“缓称王”的原则。得意忘形陈友谅则在在攻下江南要塞采石矶后，让卫士当众锤杀教主，然后马上改换国号称帝的。演都不演的结果，就是让自己成了白莲教的羊毛。明玉珍则顺势继承了弥勒派的正统，在四川、重庆地区到处建弥勒庙，用白莲教信仰巩固基层。
要是陈友谅不那么得意忘形，大可以先把巴蜀拿到手，形成蜀汉失荆州前的局面，然后与张士诚结盟，干掉夹在中间的朱元璋。可惜一切都不能假设了。最终朱元璋在鄱阳湖决战中取胜，陈友谅逃亡中阵亡。之后又反手灭了张士诚，最后溯江而上攻灭了明夏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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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韩国
朱元璋灭明夏政权时，明玉珍已经死了，继承帝位的是他的次子明升。陈友谅死后，继位的也是次子陈理。后来朱元璋大军兵临城下，都献城归顺了。
已经知晓自己即将成为天下之主的朱元璋，当时面临两个问题，一是明教的遗产还要不要；二是明玉珍和陈友谅这两个儿子还留不留。其实两个问题是一个问题，那就是白莲教在民间根基深厚，但天然又是反朝廷的，要怎么让白莲教信众认可自己天下之主的身份，同时切割掉宗教联系。
最终朱元璋的决定是以“大明”为国号，先完成最初的过渡期，待江山稳固后再通过《大明律》直接禁掉。律法中明确规定——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扇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被点名的邪门外道，除了白云宗以外，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三个全都是白莲教体系的社团。
除此之外，明升、陈理及其家人，送到当时的朝鲜国去安置，后来大部分定居于现在的韩国。张士诚的后代，因为他本来就是白莲教体系的，就直接湮灭于历史中了。
现在韩国有明玉珍后裔约三万人、陈友谅后裔约八万人。由于显赫出身，家谱、身份认同都还在。1982年，明玉珍墓发现的消息传到韩国，当时就引发了轰动，只是当时中韩没有建交，不敢接触查证。1992 中韩建交，明玉珍 24 代孙明在律赴渝查证，携带韩国《西蜀明氏家谱》与碑文对照，正式确认延安明氏为明玉珍后人，消息传回韩国明氏大宗会，开启大规模寻根计划。陈友谅的后裔在韩国被称为“梁山陈氏”。2008年，首批韩国梁山陈氏族人抵达湖北仙桃（古沔阳）陈友谅故居，携带韩文族谱核对本土史料确认祖源地，为后续大规模祭祖铺垫。
朝鲜半岛历史上一直在源源不断地接受来自中国的移民。比如元朝第二次东征日本失败后，征东元帅府就上了一份奏章“可发征日本还卒二千七百人，置长吏，屯忠清、全罗诸处，镇抚外夷，复令士卒备牛畜耒耜，为来岁屯田之计。”意思是说把逃回来的汉人军卒就地安置在韩国境内屯田。当时一共征发了10万南宋“新附军”远征日本，基本都折在了日本为奴。这二千七百人几乎就是逃回来的全部了。值得一提的是襄阳城破后，死守多年的襄阳生券军被迫降元，元朝将其中没有家室的青壮编入东征大军。这支襄阳军的战斗力强、袍泽情义深，逃生者中襄阳军的比例最高。这些心怀故国的湖北人（并不全是襄阳人），将划给他们的屯垦区命名为了“襄阳郡”。连汉江、岘山、鹿门山、习家池、江陵、汉阳、丹阳、谷城、光化、黄州、利川、沔川、太白山、洞庭湖、襄山、岘川、峡山，等湖北地名一并都复制到了韩国。
至于说为什么朝鲜半岛会成为中原王朝安置降人的选择，汉唐等王朝一直要远征半岛，朱元璋又把朝鲜定为不征之国。相信看过《北纬42度——大明生死线》一书的读者应该都有答案，这里就不再解读了。
作者温骏轩
生于20世纪70年代，法律专业出身。2009年开始，以地缘视角，辅以原创地图，在网络更新“地缘看世界”系列文章，创作文字近千万。已出版《谁在世界中心》《地缘看世界——欧亚腹地的政治博弈》等著作。其研究成果中的“新世界岛论”“北纬42度温度线”等创新理论，在地缘政治、军事、历史等相关领域引发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