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分田到户
我于1963年考入广西大学，因犯政治错误于1969年受“不予毕业分配，回原籍参加生产劳动”处分，被遣送回老家广西贺县沙田公社芳林大队当农民。直到1978年平反，分配到梧州地区农机校工作。对于当年被处分及平反一事，我现在不打算说。本文想就文革期间的农村问题用亲身经历对分田到户进行讨论。
常言说：“收无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由此可见水在农业中的重要。共产党一向注重水利建设。我在农村的近九年中，凡到冬季，都要到公社修水利工程。这些工程中，除狮洞水库是在民工挑好铺好的土用拖拉机压实（代替打夯）有机器工作外，其余全部都是人工。上水利的民工，按土方补助菜钱及粮食，用于补助伙食。而干活的土方还要回生产队记工分。公社有一条河经过我们大队。我们大队在这条河上游（已经超出我们大队的范围）的河中用木桩及沙石筑起一条简易的坝，就保证了我们大队全部生活及农业用水。而此坝只需要几年中派一些人去维护一两天就行了。我们从来没有出现过水旱等问题。公社修的水利，我们大队是没有任何效益，完全是出义务工。这在人民公社时期行得通。公社解体后就不行了。我平反后安排在梧州地区农机校。与该校邱石元老师是朋友。邱老师调到区党校当校长时我还去过他家。后来他当自治区党委秘书长。我妹夫所在的钟山县羊头乡的田地是由钟山的龟石水库灌溉的。龟石水库后来被确定为贺州市饮用水源。从龟石水库到贺州的输水渠（它刚好在公路边）用水泥铺了水渠底面及水渠的两边。因此输水正常。而人民公社解体后龟石水库输往羊头乡的水渠则因缺少养护不能通水。造成羊头乡大面积受灾。我外甥寄信给我，希望通过向邱石元反映获得解决。信中附有照片，水渠铺满泥。从照片上看水渠的泥已经超过半人高。我不知道邱石元住在哪里。因此只能将外甥的信与照片寄给邱石元。后来问题得到解决，当年得到了丰收。我外甥写信告诉了我，还寄来一个大芋头让我送给邱石元。我将信转给了邱石元。但芋头我自己吃掉了。因为我不知道此时邱石元住在哪里。在人民公社解体前，像这样的水渠维护问题一般是抽民工解决的。公社解体后不存在生产队了，抽民工就不好办。我猜想公社解体后已经无法像以前那样从不受益的生产队那里无偿调民工修水利了。我估计是由国家出钱兴修及维护水利。好在经过那样多年的努力，该修的大多已经修好了。至于维护，向受益方收取水费即可。
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非常缺肥料了。各家各户养猪养鸡及烧火做饭产生的肥料农民都用于自留地上种的果蔗了。生产队原来养过猪，有猪栏及粪坑。但集体养猪效果太差，不养了。因此集体农家肥是没有的。不过我们在著名的芳林中学附近。曾有几次到中学厕所担肥。那是在学生在上面拉屎时进到厕所里去勺大粪，不单臭而且常常可以看到女学生的红色的卫生巾等，让人觉得很恶心。也曾经到差不多十里外的县城担粪尿。因此生产队的粪坑有时有一些农家肥。但总的来说不多（估计是附近农民都抢肥，因此很难得）。而当时国家供应的化肥太少。那时在各地建的小化肥厂是生产碳酸氢氨。这种化肥挥发性极大，施肥后即可闻到其挥发的气味。就这样碳酸氢氨还不容易买到。县化肥厂生产的碳酸氢氨还供不应求。厂调度科长的家在我们生产队。他用调拨计划外的碳酸氢氨指标换得我们公社的招工指标，将其儿子从农村户口转成工人。可见当时碳酸氢氨紧俏到什么程度。不但碳酸氢氨供应少，且施肥后浪费极大。我曾按科技小报上介绍的方法。带一批年青人将碳酸氢氨与土混合搓成小球，插入土中。结果闻不到碳酸氢氨的气味，并且用此方法施肥的两块地庄稼长得比撒播方法施肥的好得多。证明这个方法防止了碳酸氢氨的挥发，比撒播的效果好多了。生产队长很高兴。但因为用工比插秧还要多。因此除试验的那两块地外其他都仍然的撒播。最好的化肥是尿素。但国家当时无力生产尿素，因此没有供应。农民向国家交售肥猪、鸡、粮等可以获得国家供应的尿素或者其他商品。但不多。农民交售获国家奖励的产品，农民一般是用于买自行车。而生产队基本没有可能向国家交售肥猪、鸡等的。那时生产队除需要向国家无偿交售公粮外，我记得还有有偿交售猪及议价粮的任务（生产队不养猪，交售的猪是向农民买的）。相应地国家给予奖励。其中也包含了有时奖给尿素。但量太少，对生产起不了作用。不过强势的生产队长为了粮食生产另想办法。他带几个老农到每一家农民的粪坑后里给他们的粪水打等级，然后确定要从中挑多少担（会给主人留一些）到生产队的粪坑。虽然各户农民非常希望将那些肥料留给自己自留地上的果蔗，但也不得不考虑生产队的粮食生产。因此只好认了。
我所在的生产队，每人不足一亩田。其中约有30%是贺县最好的田。土改时定为七分抵一亩。剩下的约有10亩左右叫做“旱田”，是有可能遭受旱灾的。其余部分从来不会遭受水旱灾。虽然不是很肥沃但也不太差。属于生产条件相当好的。我们生产队农民的生活在当地农民中应该属于中等偏上。生产队只在插秧，收割时忙一些。也只有这时按计件给工分，还有挑粪水到农田也计件。其它都是吃大锅饭，不忙。你不出工生产队也不管，只是你会少了一些工分而已。插秧计件其实是不得已。本来大家都知道（上级也要求）应该按“小株密植”，即每株少一些，大约10苗以内，而株与株之间距离小一些。但这样按计件插秧得的工分会少许多。因此插秧的农民（全部是女性）都插成“大株稀植”。生产队长看在眼里，然而无可奈何。如果严格要求，一定会超出农时，季节不等人哪！我认为将分田到户给农民自己种，一般可能比当时的农民种田多收一些，但也不会多收多少。像小岗村那样分田到户后马上改观，一定是该生产队搞得实在太差（例如队长等人大吃大喝，损公肥私等）才会那样。
真正影响我们那里种田收入的，还有防病虫害。那几年，我们那里遭受过多次病虫害。有时影响很大。对于防治病虫害，公社是有预报的。而我们那个生产队长并不看预报，一插完秧就安排社员一次一次不停地反复打虫。打到快收割为止。他的理论是“总有一次打得中”。实际上当时农药紧缺，按他的安排打农药的剂量是不足以杀死病虫害的。有时有病虫害预报出来了却买不到农药。因此那些年病虫害几乎年年造成损失。一次我在妹夫家（他在邻近的钟山县）看到钟山县发的病虫害防治书。我拿回来学了。例如用灯光诱杀害虫（好像是稻冥虫），效果很好。用了一晚上，灯光附近死了一大片害虫。但生产队长很不高兴。因为灯附近几米内的禾苗都死了。并且灯光引来远处的害虫，相当于我们作出牺牲帮其他生产队杀虫了。此外有时跟本买不到需要的农药。例如有一次稻苞虫暴发，没有相应的农药。我曾经按照农技小报上介绍的方法用烟扞等植物煮了一批药，但用了以后却没有效果。农民说将虫泡到药里虫都不死。
后来生产队基本上按公社下发的病虫害预报及医治办法，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但分田到户后防病虫害肯定比分田到户前要难，但当时如何防治病虫害我就不知道了。
那时农村真的是穷。我在那九年，只有一户人盖了一间只能住一个人，且没有其他设施的小房子。那是家里实在住不下，无法才不得不盖的。那时农村盖房有多难：一般人盖的是土胚房。砖是用农田的土打的泥砖：生产队要扣除因用了田里的泥造成减收的粮食。其次很难买到木料。那时山上种的杉木是国家控制的。私人不许买卖。不过山里种杉木的人有不少走私的。本人也曾经做过：那是在修水利时去偷偷地将山上农民种的杉木运到山外。一般是晚上有月亮的时候到那些要偷运木材的农民家里，在月亮照耀下扛到山外。一次可得几块钱。从山外如何运到需要买木头的人家中我就不知道了。而要买木头的农民那是要花大价钱才买得起。
总的来说，文革前农村比较好的地方仅勉强够吃而已。极少数地方，如与我们对岸的三加大队。他们有加工薯粉的副业，比较富裕一些。
我弟弟妹妹都在邻近的钟山县插队。众所周知知识青年去插队的地方一般是生产过得去的地方。妹妹去的钟山县羊头公社是粮食基地，田地多且有龟石水库供水。因此生活比较好。她嫁给了生产队长。与丈夫盖了一幢红砖房。是我在那些年农村少见能盖砖瓦房的农民。那是得益于非常好的自然条件及夫妇俩的非常努力。他们那里空地很多。因此可以自己挖土做砖坯。又在秋天后的一切空余时间，如收工时到附近的草地割草将土坯烧成红砖。因此十分辛苦地盖成了砖瓦房。以中国农民的勤劳，有这样好的自然条件的地方大多农民都能盖这样的砖瓦房。但由于人多地少，能有这种自然条件的地方实在太少。
在农村那几年上面多次强调“农业学大寨”。但在我们那里一点用都没有。生产队无法变出最需要的尿素。而已经是最好的自然条件——水利已经毫无问题。想改良土壤唯一的办法是冬天种红花草，也种过，到春天还要增加防病虫害的工作。不比传统的犁开来晒冬好多少。想开荒也无处可开。邻近一点空地都没有。只在二十多里外有一片荒山——那是解放前我们村地主买下来用于埋葬同族死人的地方。那里一滴水也没有。生产队长也确实带我们去开了荒。但只能种烟。收割后分给大家。不抽烟的我拿给抽烟的母亲，是在农村9年唯一回报母亲的东西。
我们生产队最肥那些田最适合种果蔗及马蹄，它的经济效益比种水稻高太多。生产队只种了约10亩上下果蔗，用于年终分红。此外有两块很肥的地在早稻收割后用来种马蹄，也是用于年终分红。但有次被公社民兵营长带一批民兵给踩了。罪名是“资本主义尾巴”。还好没有毁掉百多米外那十多亩果蔗——那才是最大的“资本主义尾巴”。如果他们真要那样干，我相信我们生产队的农民会跟他们拼命。
根据我的体会，当时就搞分田到户。生产可能会好一些，但是效果有限。
但改革开放后农民确实富裕起来了，最显著的是农民纷纷盖房了：估计超过半数的农民在盖新房。而且是砖瓦房或者用水泥做砖的房子。没有再做土坯房的。钱从哪里来的？分田到户后，那最肥的那片田都被用来种马蹄了：那是供销社收购用于出口的高价值商品。我们那里种的马蹄，品质口感非常好，一直是外贸热们商品。有的也用来种果蔗。那些田是保水田，只要施够肥，一定可以卖出好价钱，收入要比种粮高得多。还有做买卖的：我那个生产队的一个姑娘，在公路边起了一座房，住在那里用来收购马蹄做买卖。
此外我记得当时国家建成了多个尿素厂。而原来生产炭酸氢氨的小化肥厂纷纷倒闭了。尿素的大量供应对粮食生产起了极大作用。
但这收入不足以盖新房。农民收入大增部分主要来自外出打工。那时设法赚钱的农民除了做生意外，最多的可能来自给别人建房。1980年我从南宁放假回家。发现我在农村的朋友已经到桂林打工给工厂建房了。在家的也千方百计外出打工。
我的堂弟，只读过小学。但人绝地聪明。他大哥的女儿，一个大队小学办的高中毕业生，在我给她讲物理题时讲了两遍都仍然不懂（后来她考上了地区卫校）。而只读过小学的堂弟在一旁听懂了。他开始跟别人学习盖房。然后就自己出来带队盖房了。他给他那调到县城的医生大哥盖了一栋六层楼。赚钱后在自家的自留地里给两个儿子分别盖了一栋五层和一栋六层的楼房。给我介绍女朋友的人，据我同学介绍是1963年贺县高考状元，因大队开出证明使政审不及格，没有录取。他跟随别人做工程。学会后自己承包工程，还拥有了一家建筑公司。
这些自学成材的人，没有受过严格正规的训练，所造的房屋会不会有问题？我无法回答。但相信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我在堂弟的新房享受他们的火锅。用了一阵电线就起火了。
堂弟学了盖房，但没有学过如何拉电线。是包给农村同样自学出来包工程的人拉的。起火原因是明显用于火锅的线路竟仍然用照明线。当然相信这些安装电线的人会吸取教训，今后会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