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录 编者按
2026年正值APEC中国年，地缘冲突、技术变革与经济失衡等因素交织，构成了全球常态化的不确定性，世界正经历二战以来罕见的系统性动荡。在此背景下，如何在乱局中厘清发展逻辑，寻找支撑稳定发展的确定性因素，已成为中国统筹发展与安全，明确自身战略走向的优先考量，并将深刻影响世界格局。
作者指出，即使世界充满不缺定性，三大确定性因素依然客观存在：一是中美作为“事实上的G2”格局将长期维持；二是亚太地区作为全球经济中心的地位不会动摇；三是中国所展现出的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将持续贡献世界经济增长。坚持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对冲全球风险的不确定，是中国在百年变局中牢牢掌握战略主动、实现发展愿景的关键路径。
*本文根据郑永年教授在2026年3月28日由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主办的“北大深圳论坛2026”上的主旨演讲整理扩充而成，分为上下两篇，本文为上篇。
我们这代人亲身经历了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前后的完整历程。在中国加入WTO之前，国内很多人忧虑万千，从当时出版的类似《狼来了》这样的书名可见一斑。“狼来了”很形象地说明当时我国一些民众对WTO普遍存在着的畏惧心理。加入WTO之后，根据我在海外的所见所闻，听到其他国家也在惊呼“狼来了”。不过，这个“狼”其实是指着中国。的确，中国加入WTO之后，西方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不断视中国的崛起为“威胁”。不管怎么说，加入WTO之后，我们完成了从“小绵羊”（我们自己的认知）到“大灰狼”（一些他国的认知）的形象转变，这个转变非常巨大。
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不开放、不改革必然会导致失败。上世纪80年代我们在北大国际政治系读书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这是我们这几代人对中国和世界历史总结之后得出的结论。这也是中国当年选择加入WTO的根本原因。
最近大家关注伊朗战事比较多，但鲜有人去总结伊朗被美国和以色列欺负的原因。前几天伊朗总统在批评美国时提到，伊朗拥有长达六千年的文明，而美国仅有两百五十年的历史，因此美国无法击败伊朗。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即使拥有六千年文明，如果不开放、不改革，同样会被动挨打。因此，不要轻视年轻的国家，它们往往充满活力，通过开放强盛起来后甚至能击败古老的文明。中国自身也有过类似的教训：1820年时，中国仍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在1840年和1860年的两次鸦片战争之间，却被当时GDP远不及我们的英国打败。我们在80年代总结出的有关改革开放的教训，至今仍需牢记。
今天，从一个国际关系学者的视角，我想分享一些近期的思考，再次强调改革开放之于当代的重要性。总体而言，我认为当今世界主要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而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在这些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从而明确自身的发展方向。
在美以的攻击下，德黑兰政权依然稳固，权力结构仍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图源：BBC）
01 三大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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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冲突
第一大不确定性，是地缘政治冲突。当前，俄乌冲突持续，伊朗战事又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发起针对乌克兰的行动之初，将其界定为“特别军事行动”。从这一概念可以看出，他原本认为几周内即可结束战事。然而，俄乌冲突至今已进入第五个年头，在时间跨度上甚至已经超过了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目前，我们尚无法预知这场冲突将于何时、以何种方式结束。
伊朗战事同样无法轻易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问题所导致的全球能源危机越演越烈，为此或许各方会达成某种临时停火协议，但人们对长久停火不抱很大的希望，相信任何停火可能都只会是冷热交替之际的临时性停火，战争随时可能再次爆发。我自己对此也较为悲观。人类对战争往往缺乏深刻的历史记忆。经验地看，和平协议的达成并非因为人们真心探寻和平或基于互利原则结束战争，而是当参战多方感到精疲力竭、无力再战，才最终选择和平。鲜有国家是完全秉持和平与发展的价值观而主动停战的，往往是由于战略透支而被迫休战，一旦国力恢复，又极易重燃战火。
特别是对于眼下伊朗与美国、以色列的冲突。这不仅是一场利益之争，更是“两个上帝之间的战争”。双方交锋，力竭时可能会暂息干戈，一旦恢复元气便会继续对抗。回顾近代乃至过去几千年的历史皆是如此：人类既厌恶战争，又难以摆脱战争，战争的阴霾从未彻底散去。因此，我们不能对世界和平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从宏观历史长河来看，冲突与不和平往往是常态，和平反而是非常态。不过，也正因如此，追求和平才成为人类始终抱有的美好愿望。
这种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必然导致我们在政治和经济上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同时，也因为同样的地缘政治因素，我们也深切感受到了东亚地区的不稳定性，特别是近期日本的动向。结合台湾问题来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然鼓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事态性质极为恶劣。此外，近期还发生过日本军官携刀进入中国大使馆的事件，这类摩擦极易引爆更大的冲突。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清醒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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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领域
第二个不确定性，在于人工智能领域。关于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人类“被取代”的风险。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类越来越多的工作被其取代，届时人类应当做什么？
其次，是人工智能造成的“人工智残”，这是一种“愚民”的倾向。当前，不少人，尤其是年轻人容易沉溺于使用人工智能。前三次工业革命将人类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此次人工智能若将人类从智力思考中解放出来，久而久之人类可能会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假定人工智能能够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以至于人们无需工作，但一个不用思考的人类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类呢？届时人类又该如何重新定义自身？这已经引发了各界的普遍担忧。针对这一问题，部分国家已开始对人工智能产品施加限制，澳大利亚、法国等部分西方国家已开始通过立法来限制人工智能的使用场景。可以确定的是，我国在下一步可能也需采取相关应对措施。
再次，是人工智能的泡沫化。当前人工智能泡沫化的趋势已显而易见，这主要源于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任何一次新的工业革命在初始阶段必然伴随过度投资（Over-investment），人工智能也不例外。在全球范围内，人工智能的技术与产能高度集中在中美两国，因此两国对人工智能的投资热情持续高涨，这在我们所处的深圳等地表现得尤为明显。另一方面，业界担忧人工智能难以找到合适的应用场景。人工智能必须依托应用场景来发挥巨大效能，若迟迟无法落地应用，泡沫化将不可避免。
对于中美两国而言，当前在人工智能领域虽然面临巨大风险，但两国都必须继续进行大量的投入，因为人工智能已成为中美两国竞争的核心领域，谁也不可退让。然而，这也提醒我们，如何把握和管控这种竞争？人工智能最终究竟会带来怎样的结果？这其中依然蕴含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谷歌、亚马逊、Meta等科技巨头，以及Pinterest、Atlassian等较小型公司，都已宣布或预警会缩减人手，它们将原因归于AI的发展，图为谷歌伦敦员工抗议AI推动的裁员（图源：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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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均衡
第三个不确定性，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尤其是“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之间的经济不均衡。关于世界经济不均衡问题，自2007-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等平台就一直在持续探讨。今年，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国际机构的代表依然在反复提及这一议题。
由于去年我国贸易顺差达到1.2万亿美元，部分美国人士及国际组织借此大肆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等论调。这其中存在明显的逻辑偏差。正是因为过去数十年的全球化把世界各国经济关联在一起，今天人们分析贸易平衡问题必须超越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或者几个主要国家之间的贸易，从全球范围内来看待贸易顺差或者逆差问题。如果光看到中国的需求问题，或者光看到美国的供给，这样的分析是不全面和不充分的。也就是说，当人们看到中国内部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形时，也必须注意到全球范围内的需求大于供给的问题。实际上，全球范围内的需求是不足的，尤其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毕竟迄今还有那么多的贫穷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并不是没有需求，而是因为发展不足才导致需求不足的问题。
因此，必须跳出中美，从更大范围内来分析供求问题。事实上，当前“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的经济不均衡正在日益加剧。过去“全球南方”尚可呼吁“全球北方”国家提供更多援助，帮助“全球南方”的发展，但当前美欧关系出现波折，传统的“全球北方”阵营凝聚力骤然下降。在此背景下，“全球南方”该如何应对？其增长动力何在？“全球南方”自身能否实现团结？从中国与印度的竞争态势即可看出，“全球南方”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全球南方”曾将“全球北方”视为共同的诉求对象，现在这一共同对象已不再清晰，其未来的发展方向究竟在哪里？对于世界经济发展不均衡问题，我们需要进行全新的思考。
02 三大确定性
当前无论是中国企业家还是外国企业家，对未来世界的发展方向都缺乏确定感。在上述诸多不确定性中，依然存在几个大的确定性方向。我深信这些确定性是客观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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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的G2”格局
第一个确定性，是“事实上的G2”格局，即中美作为当今世界两个超级大国的事实。大家知道，去年在韩国APEC峰会前，特朗普曾在其社交媒体上使用了“G2”这一概念。随后，中美两国许多智库学者都在猜测这一概念的真实含义。“G2”并非由特朗普首创，早在奥巴马执政时期便已提出，但当时我们并未接受。如今这一概念被再次提及，尽管只是在社交媒体上，特朗普是首位使用该概念的美国总统。我认为无需过度揣测其具体含义。如果从今天所有可量化的指标来看，当今世界实际上正处于“事实上的G2”状态。这里的“G2”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两国集团”，因为中国在国际层面不搞集团政治，而是指中美两国已成为绝对的超级大国这一事实。
当下许多人使用“多极化”的概念来指称国际权力格局。多极化是国际政治的理想状态，也是我们应当追求的目标，但还远远不是事实。正如一些美国智库所指出的，当前的世界远未实现真正的多极化，事实上只存在“中美两极”。的确，从经济体量、技术发展水平、军事实力等方方面面可以量化的指标来看，中美两国无疑是当今世界的两个超级大国。更有意义的是，中美两国的经济结构高度互补。美国的比较优势在于从“0到1”的基础研究、金融、生产性服务业（包括法律服务等）、软件制造，以及大量高效的农业生产（如大豆等农产品）。中国的比较优势则在于应用技术转化、实体经济、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软件的使用和对农产品的大量需求。美国虽具备强大的基础科研能力，但在应用技术转化方面已经不如中国，因为美国经历了长时期的去工业化进程。
正因为两大经济体高度互补，自2018年特朗普第一任期提出“脱钩”至今已过去多年，两国经济并未真正脱钩，未来也不可能完全脱钩。尽管因为内部政治和地缘政治等因素，双方的相互依存度可能会降低，但彻底“脱钩”绝无可能。中美两国经贸冲突到今天，主要是因为政治互信缺失所致。一旦政治互信有所改善，两国的经贸合作仍将继续推进。
上海集装箱码头（图源：德国之声）
除中美两国外，其他国家或地区尚难以企及这一地位。尽管在国际政治层面依然有声音提及“中-美-俄大三角”，但当前俄乌冲突尚未结束。即便冲突最终按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设想，将乌克兰东部四州并入俄罗斯，智库界的普遍共识依然是：俄罗斯充其量只是一个二流的军事强国、三流的经济体以及四流的寡头政治国家。在未来二三十年内，俄罗斯不可能恢复到冷战时期苏联那样的超级强国地位。
欧盟则将继续呈现衰落态势。近代以来，欧洲曾是创新的代名词，但如今创新性已与欧盟渐行渐远。尽管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茨等欧洲领导人一直呼吁欧盟减少监管以鼓励创新，但如果欧盟现行架构不调整，欧洲的“复兴”就难有希望。欧洲一体化走到“欧洲共同市场”阶段是最佳状态，演进至“欧盟”阶段后弱化了主权国家的性质，这导致各主权国家越来越多地受到欧盟架构的制约。欧洲昔日的创新动能源于主权国家间的相互竞争。正如中国自秦代大一统后内部竞争减少一样，如今的欧盟也限制了这种不同国家之间的直接竞争，导致其失去活力。然而，欧洲的问题在于，如果欧盟解体，欧洲的地缘政治又将面临巨大麻烦，甚至可能重蹈一战、二战的覆辙。这种苗头实际上已经出现。例如德国的“国家正常化”进程已经启动，他们借由俄乌冲突将军费占GDP比例提高到2%，特朗普更是要求将此比例提高到5%，这对欧洲国家而言显然非常困难。如果国防经费提高到5%，福利国家制度将难以为继，政客也将失去选票。但如果能够实现，那么德国的国家正常化必然对其它国家，尤其是法国构成巨大的冲击。欧洲已经深度陷入了两难困境。
当前美欧之间存在着巨大矛盾。特朗普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史无前例地将欧洲的“文化健康”列为美国的最大关切之一，这里主要指的是由欧洲的移民政策所导致的穆斯林化。无论是2025年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对欧洲的训斥，还是2026年特朗普本人在达沃斯论坛上对欧洲的批判，都指向欧洲的“文化健康”问题。在此背景下，我认为美国不会抛弃欧洲，但大概率会试图抛弃一个“左派的欧洲”，转而扶持一个“右派的欧洲”。如果右翼政治集团在欧洲掌权，对中国而言整体上可能是有利的。近年来欧洲针对我国的一些无端指责（如“新疆棉”事件），以及过去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主张的“人权高于主权”等论调，大多是欧洲左派的产物。正如毛泽东主席当年曾表示喜欢与美国的右派打交道，我们未来也应当学会与欧洲右派打交道，因为右派讲利益而相对务实，而左派更热衷于意识形态博弈。但不管欧洲如何发展，都难以再次成为比肩中美的存在。
在东北亚地区，虽然日本仍是一个较大的经济体，但我国的经济体量目前基本已是日本的五倍。尽管日本当前存在军国主义复苏的苗头，但从长远来看，受人口老龄化等因素制约，日本的发展前景注定暗淡无光。不过，我们需要警惕短期内日本非理性的风险。日本民族极易产生冒进心理，甚至可能挑起对我国不利的摩擦或冲突。最近，我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日本是否会成为东亚的以色列？美国的战略有两条，一是固守西半球，二是搞离岸平衡。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搞“离岸平衡”的支点，因此美国被以色列所绑架，再次陷入中东战争。日本是美国在东亚搞“离岸平衡”的支点。日本是否会像以色列那样绑架美国来应付中国呢？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问题。
在南亚地区，印度则是西方较为看好的国家。印度的确具备相当的发展潜力：人口规模已超过中国，具备人口红利；在部分技术领域拥有不错的人才基础；且具备与西方打交道的优势。欧盟与印度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近期多国领导人也表达了对印度前景的看好。但基于我个人的长期研究，我认为印度在未来二三十年内难以赶超中国。印度缺乏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高水平的工业化进程。近代以来，没有任何一个大型经济体能在缺乏这两者的前提下成为经济强国。因此，印度的崛起依然为时尚早。
概括而言，中美“G2”的格局将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继续维持。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近期提出现在“天上有两个太阳”——美国和中国。他认为中国是不可战胜的，无论美西方采取何种手段，都不可能打败中国。这也是特朗普及其团队中以万斯、鲁比奥等为代表的新一代美国政治人物的共识。美国政客的观念转变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指出，我们年轻一代能够“平视美国”。实际上，这种情形也发生在今天的美国。改革开放初期，面对发达的美国，我们的老一辈人往往是“仰视”美国；而伴随中国高速发展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他们充满自信，今天已经能够“平视”美国。
美国内部也发生着类似的代际变化。以拜登为代表的老一代美国政治人物，他们或许会同情一个贫穷的中国，甚至不时说要帮助中国的发展，但骨子里往往看不起中国，他们是“俯视”中国的。而以万斯、鲁比奥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政治人物，多成长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他们头脑非常清醒且亲眼见证了中国的崛起。虽然对中国未必友好甚至时常抱有偏见，但他们能够相对客观地看待中国，并承认中国的发展能力。特别是他们经历美国多年海外战争后，也在反思：美国常年在打仗，而中国自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以来，已维持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和平。正是这四十多年的和平发展，使中国跃迁为世界第二大强国。实际上，许多美国经济学家认为，若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早已经是第一大经济强国。因此，这批新一代美国政治人物能够更客观地看待中国，不会像部分老一辈政治人物那样陷入必须彻底打败中国的妄想，也深知难以轻易击败中国。基于此，特朗普及其团队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在他们看来，中美两国作为事实上的“G2”直面竞争即可。
强大的工业体系支撑着国家的快速发展，图为车轮厂加工生产线，车轮产品正进行自动化精密加工（图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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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会维持
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
第二个确定性，是亚太地区会维持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亚太地区就一直保持着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当年澳大利亚总理霍克倡议成立亚太经合组织（APEC），也是基于这一考量。亚太地区是世界上最具发展动力的地区，在过去四十年中，也是全球发展最快、最稳定的区域。
从当前的全球格局来看，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是第三大经济体，印度正在崛起，东盟也在整体崛起。因此，亚太地区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在未来二三十年内不会发生重大变化。欧洲的突然复兴是很难想象的，拉美、非洲能够迅速崛起的想法也都不现实。世界经济的中心依然在亚太，这是确定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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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本身所具备的确定性
第三个确定性，对我们自身以及众多外国资本而言都至关重要，即中国本身所具备的确定性。这是最大的确定性。俄乌战争还在进行，中东伊朗战事再起，近期中东资本开始大量流入香港，其中许多正是看好中国内地市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从来不缺资本，缺的是确定性。对资本而言，稳定与确定是最重要的考量，而中国在这方面是最为确定的。
在“十五五”和“十六五”规划的愿景下，我们已经明确提出，到2035年中国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意味着什么？首先，如果我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必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根据这个发展趋势，到2035年，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将达到七至八亿。目前我国约有四亿中等收入群体，占比约30%。如果中等收入群体从四亿跃升至七至八亿，这一经济体的体量和发展程度将达到今天依然难以想象的程度。其次，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会继续维持。加入WTO后，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曾一度达到50%左右；即使到今天，这一贡献率依然保持在30%左右。如果在“十五五”期间我国能保持每年4.5%-5%的经济增长，我们将继续维持这30%左右的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从当前地缘政治层面来看，由于其他地区存在不稳定性，预计这一比例非但不会下降，反而有望进一步提高。中国的蓬勃发展是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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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A 新传媒
校对 | 李 征
排版 | 许梓烽
初审｜覃筱靖
终审｜冯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