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去智库（CGGT）观察
8月17日，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正式发布新版《国家安全科学与技术战略》（NSSTS）。该战略旨在落实2025年特朗普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NSS），核心内容包括聚焦技术竞争、增强技术韧性、加速创新以及保护国家安全科技。
走出去智库（CGGT）高级合伙人陆俊秀认为，NSSTS标志着美国科技政策的一次重大转变：“科技领先”正从一个经济目标全面转化为“国家安全”能力，将研发、产业、供应链、人才、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纳入同一框架，形成了“国家能力导向的创新体系”。对中国企业而言，竞争环境正从“美国市场壁垒”演变为“技术联盟壁垒”，未来的合规不再是单项出口管制问题，而是涉及科研合作、投资、人才、供应链的“技术安全架构”问题。
走出去智库长期跟踪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科技政策与国家安全战略，在美国科技竞争战略、出口管制、对外投资审查、关键技术清单等领域建立了系统性的研究框架。针对NSSTS及相关战略（AI、量子、半导体、生物技术等），可为出海企业提供政策解读、风险识别、合规架构设计及供应链韧性评估等专业服务。同时，依托全球化研究网络，持续追踪美国技术联盟的规则演化，帮助企业在中美科技竞争的新格局下构建可持续的全球化战略能力。
美国科技战略有哪些变化？企业如何应对？今天，走出去智库（CGGT）刊发陆俊秀博士的文章，供关注美国科技政策的读者参阅。
要点
1、NSSTS关键和新兴技术(CET)清单正在从一个识别前沿技术的目录，逐渐成为组织联邦研发活动和国家安全科技资源的框架。
2、一家企业可能并没有向美国出口任何受管制产品，但如果它涉及美国大学科研合作、联邦科研资金、敏感技术投资、特定人才流动或者关键数据，就可能进入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视野。
3、美国科技战略正在经历一次从“技术领先”到“体系领先”的转变。而对中国企业而言，真正需要应对的，也不再只是某一次出口管制、某一份实体清单或者某一项投资审查。
正文
文/陆俊秀
走出去智库（CGGT）高级合伙人
2026年8月，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新版《国家安全科学与技术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rategy，NSSTS)。这份文件表面上是一份联邦科技研发战略，实际上释放出的政策信号远比“增加研发投入、支持前沿技术”更加深刻：美国正在重新定义科技政策的最终目的，并把科技创新、产业能力、供应链韧性、人才体系和国家安全纳入同一个战略框架。
新版NSSTS明确提出四大支柱：聚焦科技竞争、增强技术韧性、加速创新，以及保护国家安全科技。它同时更新了14个关键与新兴技术领域，并要求联邦机构在研发活动中重点维护美国在这些领域的领先地位，同时优先推动其国家安全应用。
真正值得企业关注的，并不是这14个技术领域本身，而是它们背后体现出的一个变化：美国正在把“科技领先”从一个经济目标，进一步转化为国家安全能力。
一、从科技政策到国家安全政策
过去，美国科技政策通常存在两个相对独立的逻辑。
一个逻辑是创新。政府通过大学、国家实验室、科研基金和企业研发推动基础科学与产业技术进步；另一个逻辑是安全。国防部门关注军事技术，商务部门负责出口管制，财政部门负责外资审查，各部门分别处理技术扩散带来的风险。
NSSTS试图把这些逻辑连接起来。
文件明确指出，科学技术领导力本身就是美国国家安全目标的一部分，并要求联邦科技体系服务于美国的军事优势、本土防御和韧性，以及更广泛的国家安全目标。与此同时，NSSTS与2028财年联邦研发预算优先事项文件NSTM-5相衔接：后者决定研发资金“投向哪里”，前者则进一步回答这些研发能力“为什么服务于国家安全”。
这意味着美国科技政策正在发生一个重要的范式变化。
过去的问题是：哪些技术最有经济价值？现在的问题越来越变成：哪些技术决定美国未来的国家能力？
一旦问题发生变化，研发资金、政府采购、科研机构、产业政策、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和人才政策，就不再是相互独立的政策工具，而可能成为同一战略体系中的不同环节。
这也是理解NSSTS最重要的切入点。
二、四大支柱背后的政策逻辑
NSSTS提出的四大支柱，看起来分别针对不同问题，实际上构成了一条完整链条：
第一是聚焦科技竞争，即确保美国在关键技术领域保持优势，并把技术优势转化为战场优势、国土防御能力以及战略威慑能力。
第二是技术韧性，强调美国不仅需要拥有先进技术，还必须拥有能够抵御供应链中断、基础设施攻击以及外部冲击的技术体系。
第三是加速创新，核心是缩短从研发到部署的时间，通过改革采购、强化公私合作以及扩大非传统企业参与，加快技术进入实际应用。
第四是保护国家安全科技，即防止关键知识产权、敏感数据和前沿技术通过科研合作、投资、供应链或者其他渠道流向潜在竞争者。
四个部分结合起来，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新的国家创新模型：研发产生技术，产业实现规模化，政府采购创造需求，安全政策控制技术扩散，而供应链和人才政策保证体系持续运行。
这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府支持创新”。更准确地说，它是一种国家能力导向的创新体系。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NSSTS特别强调加速政府采购和技术转化。美国政府希望减少先进技术停留在实验室中的时间，通过新的采购机制、公私合作和非传统承包模式，让政府尤其是国防部门成为前沿技术的重要首批客户。
从企业角度看，这意味着美国未来的科技竞争优势，不仅来自“谁首先发明”，还来自“谁能够最快部署”。
三、14个CET：技术清单正在变成资源配置框架
NSSTS附录更新了14个关键和新兴技术(CET)清单，包括先进制造与先进材料、人工智能与自主系统、生物技术、通信与网络、定向能、未来计算、高超声速与先进导弹、信息管理与网络安全、核能、定位导航与授时、量子信息技术、半导体与微电子、传感与特征管理以及空间技术。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并不是第一次建立CET清单。此前的关键与新兴技术清单已经涵盖人工智能、生物技术、量子信息、半导体、先进制造、空间技术等领域。
因此，2026年的变化不能简单理解为“美国突然发现了这些技术”。真正的变化是：CET正在从一个识别前沿技术的目录，逐渐成为组织联邦研发活动和国家安全科技资源的框架。
NSSTS明确要求联邦机构对这些领域给予特别关注，并优先推动其国家安全应用；同时，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还将针对这些技术领域进一步制定专项战略和计划。
这意味着今天看到的14个领域，很可能只是第一层目录。下一步更值得观察的，是AI、量子、生物、半导体、空间、先进制造等领域的专项战略如何出台，以及这些专项战略最终如何转化为研发预算、采购政策、出口管制和产业准入规则。
换句话说，CET清单真正重要的不是“列出了什么”，而是“下一步会用这张清单做什么”。
四、生物技术和量子技术为什么值得特别关注
生物技术和量子信息技术的战略地位尤其值得注意。
在生物技术领域，美国正在逐步摆脱把生物技术仅仅视为医疗和生命科学产业的传统定义。NSSTS把生物技术与国家安全、生物防御、生物制造以及先进研发能力联系起来。
这种变化背后有一个基本判断：未来国家竞争不仅发生在芯片、人工智能和武器系统，也可能发生在生物制造、基因工程、蛋白质设计以及计算生物学等领域。
因此，生物技术正在同时具备三种属性：产业技术、基础科学和国家安全能力。
量子信息技术也是如此。美国关注的不仅是量子计算，还包括量子传感、量子通信和量子网络。其战略意义在于，量子技术可能同时改变计算、通信、感知和信息安全的能力边界。
因此，量子技术进入国家安全科技核心框架，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解决了量子计算的商业化问题。恰恰相反，它意味着美国认为：即使某些应用尚处于早期阶段，也必须提前建立技术优势、人才优势和产业生态，以避免未来在战略拐点出现时失去主动权。
这是一种典型的期权式国家科技战略：不要求所有技术今天已经成熟，但要求美国不能在未来技术成熟时才开始追赶。
五、“未来计算”可能比AI更值得长期观察
NSSTS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信号，即它没有把未来计算简单等同于更强的传统计算能力。
其CET体系把未来计算作为独立领域，并关注下一代计算架构、光子计算、神经形态计算以及其他非传统计算模式，同时涉及AI超级计算、边缘计算和空间计算等方向。
这意味着美国的战略视野已经开始从“扩大现有计算范式”转向“探索下一代计算范式”。
过去十多年，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竞争很大程度上围绕CPU、GPU、专用加速器以及先进制程展开。未来的竞争则可能进一步向计算架构本身延伸。
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因为如果计算对象发生变化，计算架构也可能发生变化；如果计算架构发生变化，那么芯片、内存、互联、软件、数据结构乃至整个计算系统的设计逻辑都会受到影响。
因此，从长期技术趋势来看，NSSTS真正值得观察的，不只是美国如何发展更多GPU，而是美国政府是否开始系统性投资超越传统冯·诺依曼架构的计算模式。
这也意味着未来科技竞争的一个重要战场，可能不再只是“谁拥有更多算力”，而是谁重新定义算力如何被组织和使用。
六、从芯片管制走向“技术体系管制”
过去几年，美国对华科技政策最受关注的部分是先进芯片出口管制。
但如果把NSSTS放进过去几年的政策演化中，可以发现，美国正在逐步从“限制某种产品出口”转向“保护整个技术体系”。
半导体与微电子领域的政策关注已经覆盖EDA、先进制造设备、先进工艺、先进封装、专用芯片、新材料和集成光子学等环节。
这意味着竞争对象不再只是某一代芯片。它越来越接近：设计工具—芯片设计—制造设备—制造工艺—先进封装—新材料—计算架构—应用系统这样一个完整链条。同样的逻辑也正在扩展到其他领域。
AI不仅是模型竞争，还涉及算力、数据、人才和基础设施；量子不仅是量子计算机，还涉及材料、器件、算法和通信；生物技术不仅是药物，还涉及生物制造、数据和基础设施。
因此，美国未来的科技政策越来越可能针对技术栈而不是单一产品。
七、科技安全正在从出口管制扩展到科研、资本和人才
NSSTS最值得中国企业警惕的部分，也许并不是14个技术领域，而是第四大支柱所体现出的安全逻辑。
美国正在把科研安全、知识产权保护、外资审查、出口管制以及数据安全放进同一个框架。
这意味着过去的“合规”边界正在发生变化。
一家企业可能并没有向美国出口任何受管制产品，但如果它涉及美国大学科研合作、联邦科研资金、敏感技术投资、特定人才流动或者关键数据，就可能进入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视野。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NSSTS提出对高风险实体获得联邦基础研究资金进行限制，并将美国国防部相关名单纳入科研安全考量。
这意味着名单制度的影响范围可能继续扩大。过去，企业看到美国政府名单，首先想到的是“能不能出口”。未来更需要考虑的问题可能是：
能不能投资？能不能合作？能不能获得科研资金？能不能进入供应链？能不能参与政府采购？能不能获得某些技术和数据？
一旦多个政策工具开始共享同一套风险识别逻辑，企业面临的就不再是单项合规问题，而是一个技术安全架构问题。
八、美国真正想建立的是“技术联盟”
NSSTS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战略维度：美国并没有选择完全封闭自己的科技体系。
相反，文件强调通过盟友和伙伴合作维持科技优势，并强化在人工智能、量子、核能、先进通信、定位导航与授时以及空间技术等领域的合作。
这意味着美国的战略并不是简单地从全球化退回技术孤立主义，而是在尝试建立一种新的全球科技结构：
核心技术掌握在美国及其核心伙伴手中，关键标准和安全规则由联盟共同制定，技术和资本在联盟内部保持较高流动性，而潜在竞争者则被限制在体系之外。
如果这一模式持续发展，中国企业面对的竞争环境就可能从“美国市场壁垒”进一步演变成“技术联盟壁垒”。
这两者有本质区别。前者针对一个市场；后者针对企业参与全球技术生态的资格。
九、对中国企业而言，全球化需要重新定义“技术合规”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NSSTS最重要的启示并不是美国又增加了一份技术清单，而是美国正在重新定义科技竞争的边界。
过去企业全球化主要考虑市场、客户、关税、供应链和出口管制。未来则需要进一步回答几个问题：
·核心技术从哪里来？
·研发合作伙伴是谁？
·关键人才在哪里？
·数据在哪里产生、存储和处理？
·资本结构是否涉及敏感投资者？
·核心供应商是否进入美国安全名单？
·产品是否可能被定义为国家安全相关技术？
·美国及其盟友是否可能把某项技术纳入新的专项管制？
这些问题过去分别属于法务、研发、供应链、投资和公共事务部门；未来却越来越需要放在同一个战略框架下判断。
这也是中国企业“出海”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出海不再只是把产品卖到海外，而是在不同国家的技术安全体系之间建立一种可持续的组织能力。
十、下一轮竞争不是“谁拥有更多技术”，而是谁能够组织技术
NSSTS最终揭示的，是一个比中美科技竞争更加深刻的变化。
过去的科技竞争主要比较单项能力：谁拥有更先进的芯片，谁训练出更大的模型，谁拥有更强的卫星，谁掌握更好的电池技术。
但随着技术越来越复杂，单项技术本身已经无法解释国家竞争力。
真正重要的是，一个国家能否把基础研究、产业资本、人才、制造能力、供应链、政府采购、标准体系和国家安全机制组织起来，并在关键时刻快速把科学发现转化为产业和军事能力。
美国新版NSSTS正是在尝试完成这样的组织。因此，它真正提出的问题不是：
“美国下一项领先技术是什么？”
而是：
“美国如何确保任何具有战略意义的新技术一旦出现，都能够迅速进入美国的创新、产业和国家安全体系？”
这可能才是这份战略最重要的意义。
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科技战略正在经历一次从“技术领先”到“体系领先”的转变。
而对中国企业而言，真正需要应对的，也不再只是某一次出口管制、某一份实体清单或者某一项投资审查。
未来的竞争将越来越表现为：
谁能够更快发现技术趋势，更有效组织研发，更稳定控制供应链，更高效实现产业化，同时在不同国家的安全规则之间保持组织韧性。
这将成为下一阶段全球科技竞争中，比单一技术参数更加重要的能力。